“他妹妹？”
“对。我们当然跟她谈过。不太多，只短暂地谈了一下。她彻底崩溃了。这位夫人长期生病。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她告诉我们，上星期三，也就是十一天前，她哥哥来到了这里，精神彻底垮了。一定有什么深深地震撼了他。”
“是什么？”
“赫尔曼夫人讲，她不知道。他没跟她谈论此事，她说。他只讲，他得去科西嘉。有呢这件事，跟赫尔曼夫人交谈，有些困难。如果您需要她的话，您将会见到的。”
“您认为有可能是赫尔曼自己引爆了游艇自杀，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吗？”
拉克洛斯不解地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先生？”
“一种经济上的。”
“先生，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赫尔曼是贵国最大最有威望的银行家！”拉克洛斯仍在吸烟，烟蒂的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因此，那些手指也全是黄的。
“是的，”我说“正因为如此。”
“这我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不，完全不可能。我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能。”
“您觉得什么最有可能呢？”
“谋杀。”
“谋杀？他的一个敌人？”
“不是，”矮个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吐出烟“他的朋友之一。”
12
“他的朋友们？”
“是的，先生。这也是赫尔曼夫人的观点，那个妹妹。她很古怪，不肯承认，但是她讲的话令我深思。”
“她讲什么？”
“依照她的观点，是她哥哥知道了某个他所信赖的人，一个朋友，卑鄙地欺骗了他，让他上了当，他们之间有银行业务往来，因此赫尔曼才如此激动，因此才突然到来。赫尔曼夫人认为，一定是赫尔曼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为了自救，别无出路。”
“可这人为什么不用其它方式杀死赫尔曼呢？为什么要让十一个无辜的人同时死去呢？”
“赫尔曼夫人认为，正是为了排除谋杀的怀疑。”他那发黄的手指玩着小胡子。
室外，光线正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阴影来了，光线变弱了，第一盏灯亮起来了。旧码头浸在蓝色、赭红、灰色、白色、紫罗兰色和深绿色里。
“除了船员，游艇上的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两对夫妻，”拉克洛斯说“弗朗茨和克拉拉-比奈特夫妇，保尔和巴贝特-西蒙夫妇。他们的别墅在这里。比奈特是瑞士人，跟赫尔曼一样是银行家。西蒙在里昂有一家大工厂。”
“一家什么工厂？”
“电子仪器配件供应厂。”
“有家庭吗？”
“当然有。但他们没来这里。他们远远地跟踪着我们的调查。我是说，没有嫡亲亲属，没有子女之类。尸体我们不是没法打捞吗？只有零零碎碎的尸体，已经火化掉了。火化之前，尼斯的法医研究所当然对这些碎尸详细检查过。所有的碎尸只得出一个线索。”
“哪一个？”
“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剧烈的炸药炸的。”
“给您印象最深的念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犯下了这桩罪行，是不是？”
“对，先生。您瞧，赫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每年至少在这里住好几个月，他们全都跟她哥哥有生意往来。她马上就对我们这么讲了，因为她认为，我们会最先确定此事。我们也已经证实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富得不得了的人们。全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我们业已拜访过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戛纳周围。他们答应了。”
“这些人叫什么？”我问，取出我的笔记本。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名单。”矮个子拉克洛斯说。他推给我一页纸。
我读道：
约翰-基尔伍德，美国人，石油。
加柯摩和比安卡-法比安，意大利人，重工业。
马尔科姆-托威尔，英国人，军事工业。
克劳德和帕斯卡勒-特拉博，法国人，酒店集团。
若塞和玛丽娅-萨冈塔纳，阿根廷人，肉罐头。
阿塔纳西奥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希腊人，船主。
“没德国人。”我诧异地说。
“没有，没德国人，奇怪，是不是？因为赫尔曼毕竟是德国人。”
“对，正是。”我说。
“这些人，”拉克洛斯压抑地梳理着他的小胡子说“无一例外全是亿万富翁。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卢卡斯先生。他们不常住在这里，除了赫尔曼夫人。特拉搏夫妇在巴黎附近有一座宫殿。其他人在全世界各处有他们的宫殿、别墅、套房和大牧场。他们只是来这里做客。这里是富人的世界，先生。但不是像那里聚集的这群人这种类型。这些人比全法国、全欧洲都更富有，富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很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大脑和行为，先生。”拉克洛斯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我正在阅读一本新版的有关海明威的书。其中有许多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一则，觉得它对您、对我、对我们大家都特别有意思。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谈论‘大富豪’。他说”拉克洛斯嘴叼香烟，大声朗读“他们不同于你和我。他们拥有财产，早早地享受，这自有其后果。我们吃苦时，他们温存，我们信任时，他们讥讽。你若不是天生富有，就很难理解这个。在内心深处，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得在生活中自己寻找补偿和出路。即使他们深入钻进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深深地沦落到我们中间，他们仍一直以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一样。”
拉克洛斯抬起头。“您想知道海明威听了以后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光是说：‘不错，他们钱更多。’”
我笑了。
“回答得很幽默，不错。”矮个子拉克洛斯狡黠地说“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菲茨格拉德说得对，富人们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真正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天，因为上司不在，就得有这些事。我只不过是代表他而已。而现在一切都落在我肩上了。”
“您要巴黎派高级官员来吧。”
“我已经要了。谁知道他们何时来？谁知道是谁来？”他几乎是恳求地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吧？办这种案子得特别特别的小心才成，对不对？”
“肯定的，拉克洛斯先生。”我说。
“单看看联邦德国和美国吧。在美国，一小撮人私分了人民的财产。他们控制经济，操纵政治。您知道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二点五的人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经济吗？在您的国家，先生，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总值操纵在百分之一点七五的人手中。经济的集中生产让这些‘大富豪’富上添富，通货膨胀的发展只波及工薪阶层，哪里都一样，富豪们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还是上涨的！”
我想起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位老妪，她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切都越来越贵。
“当赫尔曼先生到达时，赫尔曼夫人和特拉博夫妇早就在这儿了。所有其他人相跟而至，比他先到或晚到两天。”拉克洛斯说。
“是赫尔曼叫他们来的吗？还是他们叫他来的？”
“我不清楚。”路易-拉克洛斯这位代理说“我们正式听到的是他们相约而来，为赫尔曼先生欢庆六十五岁的生日。但这是否是真的”他重重地叹息一声“这些人是如此的有权有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您，一位警察，都这么讲？”
他只是点点头。
“对，我，一名警察，这么说。”他望向旁边，眯细眼睛，好像烟钻进眼睛里去了“他们如此有权有势，他们”他打住了。
“能毁掉每个人和他的位置——您想说这个，对不对？”
“您知道，先生，”这位“行政上司”的代表说“我妻子和我，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我们刚买了一座小房子。当然还没付钱，背了一身债。但这房子处于绿丛中，不再是城里的那种热死人的住房。我有两个孩子，卢卡斯先生。儿子在上中学，他想成为物理学家。我女儿才五岁。我们是个幸福家庭。对于那些我现在要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只是一堆垃圾。他们跟我讲话，真是个奇迹。”又一支香烟
“他们必须跟您讲话！您代表着法律。”
“啊哈，法律，”拉克洛斯说“哪一种？我的还是他们的？”
“只有一个法律。正义的法律。”
“您说得可真动听，卢卡斯先生。要真是这样倒好了。这些人习惯于跟总统、皇帝、国王和类似的人一起将生活安排得合他们的意。请您别误会，卢卡斯先生，我不眼热他们的财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谨小慎微，过分侮辱了他们，那我就会收到来自巴黎的电话。没什么严重的，没有。我只是被解职了，另一个人将来接替调查。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戛纳当警察常常很困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来这里。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太少了。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警官要求五十五岁退休，这是事实而不是例外！他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卢卡斯先生。我五十六岁。我还能够。但是我”
“但是您担心您在一两年之后干不成了。”我低声说。
他捻着他的胡子根，眺望窗外的许多船。
我做了一件怪事。我对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说：“我也有这种担心，先生。”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们俩好一会儿无语。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向尼斯的司法警察局求助了，请求巴黎让经济警察来查查这些人。我独自一个人权力太小了。您也是，先生，包括您的保险公司，虽然它很大。我们这是在跟亿万富翁打交道。跟统治这个世界的财富，几乎跟全部的财富。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肯定不是。”
“如果您通知了巴黎，那么，那些大人物、部长和政治家也会盯着您。”我纯粹是作为钓饵说的。他果然回答了：“但愿如此，先生，但愿如此。”
他看上去更矮小更虚弱了，眼睛望着双手。一个姑娘的笑声从外面钻进来，然后又静下来了。路易-拉克洛斯热乎乎的办公室里一片阒静。我吐烟时才察觉，我点着了一支烟。
13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