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穴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高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