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前言我从来没想到会翻译一部德国军事著作。多年来，象许多海军将官一样，我打算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结果，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决定放弃这个打算。据说，已故的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金讲过，如果照他的意思办，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公报就只有一句话：“我们战胜了。”我的战争回忆录大约也可以简缩成这样：“我服过役。”我从海军退休以后，当了一家海运工程公司的顾问。一九六五年，我最近一次因公出差德国，我发现不管列哪儿，都看见书店橱窗里成堆地摆着一本小书，书名叫作失去了的世界帝国，阿尔明-冯-隆将军著。我清楚地回忆起我在柏林美国大使馆任海军武官期间所认识的冯-隆将军。我见过他，和他攀谈过。我想，他也许参加过一次我妻子经常举行的晚宴。他那时在德国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供职。他和大多数德国参谋人员一样，态度冷淡，难以接近。他身材矮胖，一只大鹰钩鼻子，几乎和犹太人差不多，恐怕他一定为此感到悲哀。当然，他的姓氏表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鲁士后裔。他声名显赫，我总想好好地了解他一下，但没能找到机会。那时，我简直想都没想过有一天我竟会通过他的著作深知其人。出于好奇，我买了一本他的书，发现内容非常吸引人，我就去拜访了出版商在慕尼黑的办事处，打听谁在美国出版过这本书。我得悉此书原来尚未译成英文。在我要返回美国时，我说动了出版商，获得了英文版的版权。我正打算从商界退休，这样，我想翻译这本书可能会减轻一些无事可做的痛苦。失去了的世界帝国是冯-隆将军在狱中写的厚厚两卷对战争的作战分析的摘要。他称这两卷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他有十分充裕的写作时间，由于他在东线参与的战争罪行。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这部详尽的技术性著作没有英文译本，而且我也怀疑今后会不会有。冯-隆将军在叙述每一个主要战役之前，总是先写一个关于战略和政治背景的摘要。出版商在冯-隆死后，把这些简短的摘要抽出来，加以编纂，成了失去了的世界帝国（我怀疑这位将军会同意用如此戏剧性的书名）。所以失去了的世界帝国并非一部扎实的军事历史，而是出版商的一种投机取巧。它把冯-隆关于世界政治的全部主张都在一本小书里汇集起来，而删去了它们后面细致的军事分析。无论如何，我认为这还是一本可读的、有趣的、也有价值的书。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比较诚实。几乎所有德国的战争文学，对于屠杀犹太人、战争的责任以及希特勒对军队和人民的专权等等，都进行了粉饰。对于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冯-隆都心平气和地、坦率地写了出来。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让这本书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与多数的德国军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脑袋，也不想安慰胜利者。结果写成了一本揭露德国人对于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到底怎么想、可能仍然在这样想的书。因此这是一个德国将军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评论。冯-隆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优秀的英、法军事作家的很大影响，特别是戴高乐和丘吉尔。他的德文与其他大多数写军事题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读得多。我希望我的译文至少能把这点表达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风，是一辈子写美国海军报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到处出现文理不通的现象，但我相信还不至于从实质上歪曲原文。我认为，这位作者如实地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一个非常倔强和效能很高的战斗民族，并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娱乐节目中所丑化的那样一帮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这些人几乎把整个世界打得筋疲力尽，他们也犯下了前所末有的罪行。他们的赌注，用莎士比亚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地球本身”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这也就是我翻译冯-隆著作的原因。他对一些事件的叙述，既内行，又熟悉情况，我们不能从表面价值去理解它。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尽管我在他们中间生活过几年，我可从来不敢说，我了解那个奇怪而聪明的民族，他们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坏事，不过他们的迟钝也是天下闻名的。总的来说，我还是让冯-隆将军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写这次战争，但在翻译某些段落的时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责，所以我偶尔加上一些批注。例如，冯-隆的第一页开头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说的开头部分一样：谴责凡尔赛和约是残酷的协约国强加给光荣、守信的德国的不公正条约。他不提历史的变幻莫测，德国作家几乎都不提这点。一九一七年列宁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请求在东方战线单独媾和。德国人草拟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于凡尔赛和约一年多以前，从俄国掠去了比英德两国加在一起还大的一块领土、几乎六千万居民和几乎俄国的全部重工业。这要比凡尔赛和约更加苛刻。我在柏林供职时，每当有人谈起凡尔赛和约，我总要提出这个小小事实。我的德国朋友总是被这样的比较弄得很窘，他们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凡尔赛和约落到了他们头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落到了别人头上。他们的这种反应出于真心。德国人的这种民族奇癖我无法解释，但是在读失去了的世界帝国时，不应该把它丢在脑后。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白色方案对希特勒的义务写作此书，我只有一个目的：维护德国士兵的荣誉。在这里，没有必要追述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二十世纪的历史，人们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当战胜的协约国在一九一九年创造发疯的凡尔赛和约时，他们也创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国相信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意见”光荣地放下了武器。协约国把“十四点意见”看作一纸空文，草拟了一份条约，瓜分了德国，造成了一个欧洲的政治经济疯人院。这样蒙骗了天真的美国总统并瓜分了世界之后，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们会永远使德国民族瘫痪。这种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把凡尔赛的决定说成是一件“可悲的复杂的的蠢事”凡尔赛的压迫在充满活力的德国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愤恨，它爆发了出来，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喷火达到高峰时取得了政权。纳粹党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穷光蛋之间一个奇怪的联盟，它团结于复兴德国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团结于欧洲中世纪引起动乱的政治口号“反对犹太人”一群庸俗的鼓动家、理想主义哲学家、狂热分子、机会主义者、暴徒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过人，与希特勒一道上了台。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人，大多以厌恶和不祥之感注视着这些混乱的政治事件。我们对国家效忠，不管是谁统治，但是我们害怕一般危害社会变革的浪潮。希特勒使我们大吃了一惊，这是实在话。这位声名显赫、鼓动性强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尔赛造成的不公正一个接一个地予以补救。他的手段直截了当，顽强有力。魏玛政权1曾经采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视。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1魏玛政权是德国一九一九年在魏玛成立的政府。在德国国内，遇到必要，他也一样严厉和残酷，他的方法也同样收到了效果；假如现在历史学家称他的政权为恐怖时期，那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把我们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个负有使命的人。他那种对自己和对自己的使命的热烈信仰，左右着德国群众，尽管他篡夺了不少权力，但群众可能会毫不吝啬地都给予他。红色方案自然，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迅速复活，在协约国中引起愤怒的恐怖。厌倦战争、酷爱奢华并为社会主义腐蚀了的法国，不太愿意采取有效的行动。英国是另一回事。英国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它的国际金融体系、它的盟国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国统治着世界。德国登上支配欧洲的地位，推翻了权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国挑战，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又迫在眉睫，这次摊牌无法避免，因为德国在二十世纪初期人口和工厂已经超过英国。在这个意义上，丘吉尔正确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两次战争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次三十年战争”1。1三十年战争（1618-1648），原是德国新旧教之间的斗争，后来西欧、中欧、北欧的主要国家几乎全部卷入。我们德国总参谋部的人懂得，希特勒为使欧洲正常化所采取的惊人手段迟早会引起英国的干涉。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干涉？早在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准备了一个对英国、波兰进行两线战争的计划，叫做“红色方案”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个接一个取得不流血的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不断地把这个方案加以修正。当英、法两国满足于他们那种软弱无力的谴责和抗议时，我们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力量飞速地得到改善。我们开始希望这位强有力的元首能够利用凡尔赛凶手们的过失，真正不流血地在欧洲实现他的新秩序。如果真能这样，他就可以发动对苏联的伟大的十字军远征，单线作战，在东方找一块活动地盘——这是他毕生的目的。历史的行程就会完全不同。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这个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切都改变了。英国首相张伯伦突然给予波兰无条件军事援助的保证！他借口因为希特勒破坏了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那块弱小地盘的诺言而发了火。这块地盘，正是张伯伦亲自策划的慕尼黑会议瓜分后剩下的。和所有政治家的诺言一样，希特勒的诺言当然不过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要是张伯伦不这么想，只说明他自己是头蠢驴。不管对波兰保证的动机如何，这是一种自杀性的愚笨行为。它使得腐败的波兰军人寡头政府强硬起来，反对德国对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正当不满。它把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杠杆，交到这些落后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除此以外无任何意义，因为到头来英国是不可能给波兰真正的军事援助的。要是俄国插手，这个保证可能还有意义；事实上，这么一来也许会半路阻止希特勒，因为他害怕两线作战，比什么都厉害。总参谋部也是如此。但英国的绅士政治家们看不起布尔什维克，而波兰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拒绝考虑接受俄国军队的保护。因此，愚蠢和软弱携起手来，挑起了这场灾难。张伯伦这一挑衅行动，就象一只陷入绝境、用软弱的爪子抵抗的兔子一样，只能激起元首更大的勇气。命令闪电般地下达到参谋部，要我们为秋季进攻波兰拟定作战计划。我们以红色方案为基础，日以继夜地工作，准备了计划。四月五日，这一计划以新的代号白色方案命名送交元首。历史的讽刺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是根据几个主要的有典型的地理事实形成的。波兰一片平原：是一个大型的比利时，只有很少几个天然屏障，没有真正的国界。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被亚布隆卡山口切断，为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到克拉科夫和维斯杜拉河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入口。维斯杜拉河、纳雷夫河及散河都是问题，但是在夏季和初秋，水位很低，许多地方汽车和马可以趟水而过。波兰本身是一个政治畸人，这也反应在它的没有形状的地理上。它没有永久的外貌，没有一个连续下来的政体或民族目的。它好几次从欧洲地图上消失，被瓜分成为强国的省份。现在他又不如俄国的一个省份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同盟国的首脑们把这个称为“波兰”的整个地理上的粗略平形四边形又往西移动了大约二百公里，移到奥得-尼斯一线。这样做当然牺牲了德国，把一些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城市、领土和居民都给了波兰，使得成百万人被悲惨地赶出了家园，重新定居。战争就是如此：胜利者获得战利品，失败者遭受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波兰领土完整问题爆发的，但波兰并没恢复到它一九三九年的边界，而且永远也不能恢复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进行的交易，它失掉了一块领土，并入了苏联的版图。英国为了那些边界问题对我们开战，它把法国，最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在雅尔塔，英、美两国把波兰领土当作希特勒的礼物永远送给了苏联人。这就是历史的讽刺。波兰在一九三九年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整个国土可以看成是插入德国的一个软弱的凸角，是德国占领的土地，它北部与东普鲁士毗邻，南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整个地势平坦，很容易让德国从西边冲进来。它的背后，在东边，稳稳地站着新近与德国通过里宾特洛甫策划的互不侵犯条约连到一起的苏联。致命的条约这个当时被欢呼为一项妙举的条约，在没开一枪之前就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可是对于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没给以足够的注意。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不管是暂时的还是策略性的）当然是对这个独裁者理想的背叛，是与德国的民族精神相矛盾的。假如证明真有战略上的好处，这么做或许还能容许。在政治上和战争中一样，重要的是取胜，但这个事件却相反。这个条约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大约半个波兰都给了斯大林，让这帮斯拉夫人向德国靠近了二百公里。两年以后我们付出了代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向莫斯科大规模进军的中央兵团——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进军——在距离目标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住了，而我们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看见克里姆林宫塔顶的地方。假使德国军队是从离莫斯科近二百公里的战线开始进攻，他们就会在第一片雪花飘落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前占领俄国的首都，废黜斯大林，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那时英国肯定要求和，这场战争我们就会打胜。连我们的敌人也认为是大胆外交行动的胜利的这个条约，字里行间却包含着这么几个字：finisgermaniae.1这样的政治coupdethéatre2在历史上还真不多；这样灾难性的弄巧成拙也罕见得很。可是当时在我们参谋部里，却很少有人胆敢对这样一个消息表示怀疑，哪怕仅仅以目光表示彼此的惊愕。1法语：精采事件。2拉丁语：消灭日尔曼。包括希特勒自己的参谋长凯特尔、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在内，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这个把半个波兰让给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协定。只有到了战役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生气地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严厉地责备我们德国第十四军挺进到了东南的油田地区，武装部队才接到特别秘密指令，在俄国人面前撤退，于是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既没有流一滴他们自己的血，也没有流波兰人的血。是我，九月十六日午夜在最高统帅部接到了我们驻莫斯科武官的令人吃惊的电话，他报告我说，俄国人按照希特勒在八月签订的秘密协定，正在进入波兰。我立刻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俄国人在行动的消息。他反问：“是对着谁来的？”声音颤抖着，简直不象阿尔弗雷德了。可见军队完全是蒙在鼓里。八月的最后几天，准备白色方案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希特勒打算利用里宾特洛甫的政治突然袭击，搞一场和平谈判的喜剧。春天，在他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以惯常作预言的口吻，说西方列强不会再容忍不流血的胜利了，这回要打仗了。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准备白色方案，从忧虑到行将灭亡的感觉都有，因为我们的作战准备远远低于一场大规模冲突的水平。仅举一个关键性项目为例。我们非常缺少坦克，以致在白色方案中我们不得不把大量价值有限的捷克坦克摆开阵势；海军只有五十艘潜艇作好战斗准备；最糟的是，甚至到了那时，元首还根本没发布全面投入战时生产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行动；总之，我们真是如履薄冰。参谋部对和平谈判没抱希望。然而希特勒在和汉德逊一起演这出计划好的戏时，显然为其自己的表演和里宾特洛甫的不断保证弄得神魂颠倒了。他开始相信英国可能再一次被吓倒，说不定再跟我们来一次慕尼黑。九月上旬，在最高统帅部里，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当西线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元首大为吃惊，浑身发抖。可是事到如今已别无他法，只有执行白色方案了。战略该计划要求同时从南北两侧进攻，目标是切断波兰走廊，向华沙进军。波兰人把兵力分散在全部无法防守的边境线上，结果很快就被分割、包围、消灭。他们应该把主要防御部署在维斯杜拉河-纳雷夫河-布格河三条防线上，这样就可以把战争拖长，促使英法进攻我们西部薄弱的守军。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冒险的独裁的领导已经把德国人民推到了险恶的境地。但这时候上帝对我们发了慈悲。波兰人证明，他们自己在战略部署上十分低能，尽管在战场上都很勇敢，而法国人则一直坐在他们的营房和工事里，几乎一枪未放。如今，德国的评论家们都把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国的静坐防御写成是一个“奇迹”它使对波兰的闪击战成为可能。但是很难看出这个“奇迹”在哪儿。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防御和进行阵地战，因为这种思想曾于一九一八年取得胜利。他们非常迷信机械化战争中关于防御的理论上十对一的优势。毫无疑问，九月份法国本来可以派遣几百万训练有素的部队，以比德国武装部队在波兰还要多的装甲师，冲出马奇诺防线，或者取道北部平原，穿过比利时、荷兰，攻入我们十分薄弱的西部防线，直捣柏林。但它的决心不在这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关键时刻的政治和军事赌博证明是极妙的。在他所有的对手中，他最了解法国人，对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胜利突破波兰的全部防线，大约只花了四天时间。战术上的奇袭之所以完全成功，是因为虚伪的波兰政治家们尽管知道局势危险，只是不断地对人民作出虚假的保证。波兰空军的几乎一千架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从此，德国空军就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波兰的地面抵抗也是以弱对强，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能不钦佩勇敢的波兰骑兵向坦克阵的冲锋。有谣传说，波兰政府告诉他们的骑兵，我们的坦克是纸糊的冒牌货，这谣传可能实有其事。要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伤心地省悟过来。机械化战争的优越性和古典的军事战术相对抗，从来没有象在这次波兰骑兵对钢铁坦克的无效冲锋中表现得更触目惊心了。然而，德国武装部队也仅仅是用他完全机械化的装甲部队这个薄薄的刀刃在作战。我们主要的地面进军，是由徒步的步兵群进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少量装甲部队冲锋时所造成的通讯联络的破坏、敌人的惊慌和战线的混乱。虽然空军担任了强有力的支援角色，但是把华沙的抵抗能力摧毁并使之终于投降的，不是空中的轰炸，而是那些在华沙城外用马拉的重炮。对于马匹如此倚重，暴露了我们对世界大战严重地缺乏战斗准备。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华沙被德国军队包围。外边流传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被俘，一个个包围圈被歼灭，前线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已吓得逃往罗马尼亚。但是，这座处于枪林弹雨之下的城市，没有粮食，水电断绝，许多建筑物已成为废墟，疾病蔓延，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放弃西方给予最后一分钟援助的无用希望，最后投降。评论自始至终，元首和他的宣传家们一直把这次波兰战役说成是一次局部警察行动，是德国武装部队的一次“特别任务”希特勒亲自把白色方案中许多有关分配口粮、动员部队和运输的部分勾掉，目的只是为了缓和德国人民的抵触情绪。这一政治上的干涉对军事行动起了相当的阻碍作用，宝贵的数月业已过去，损失还未得到补偿。这里我要说，由于纳粹党和元首的同样的干涉——这类干涉从未停止过——从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战争力量从来没有全部地、适当地组织起来。我们在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时间是八月二十一日夜间，地点靠近波兰边境——炮制了一个不体面的丑剧，伪称波兰士兵越过边境进攻电台，并被击退；那些该死的政治犯穿着波兰军服，电台附近躺满了他们遍身弹孔的尸体。这就是进行侵略的借口，而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骗人鬼话却一无所知。早在七十二小时以前，我们就无法挽回地向波兰进军了。在纽伦堡审讯之前（这句话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英译者注），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当时我正忙于一些重要公事，希姆莱或许应对此负责。波兰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动军人和有疯狂领土野心的政客执行的落后、闭塞的专制统治，这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极为残酷，对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正又虚伪；这个政府在慕尼黑危机时象条鬣狗一样扑向捷克斯洛伐克，趁人之危抢去了捷克一个省；这个政府二十年来笨拙地与德国和苏联两面周旋；最后还要装成象个重要军事强国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实际上软弱得象只小猫。民主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支持这么个反动、骗人、顽固的专制政权。这个政府很快就可耻地崩溃、永远地消灭了。但战争继续进行，而它的导火线不久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天，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导致也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会再给以适当的强调。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一九三九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六百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成了苏联奴役下的共产主义傀儡。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英译者按：读者会逐渐熟悉德国人的这一习惯，即：责备别国听任德国侵略。在冯-隆将军的整本书中，如同在德国人的大部分军事著作里一样，这种腔调反复出现。在总参谋部系统下发迹的军官们，显然已失掉了以其他字句思维的能力。冯-隆对波兰政府和对英国所作保证的评论，是他在白色方案前面的摘要中意味深长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