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作战（摘自失去了的世界帝国）希特勒的失策十二月十一日，发生了最后的灾难。经过四天连历史本身都吓得不敢透气的踌躇以后，阿道夫-希特勒召集国会，对美国宣战了。弗兰克林-罗斯福在十二月八日向国会发表宣战演说时，连提也没提到德国。这是很有理由的！他的国家所掀起的汹涌澎湃的战斗热情，是百分之百地针对着“可耻”的日本。如同一向所做的那样，这个狡猾的总统连一英寸也不超过舆论的范围。在这焦灼不安的四天里，我们参谋本部的一些人认为，珍珠港的袭击对我们可能证明是战争的重大转折点。可以想象，美国会从欧洲整个地转过身去应付日本。罗斯福所制造的歇斯底里的战争压力，都会发泄到太平洋去，停止租借法案。这样我们终于会有了透口气的机会，把英国绞死，把苏联打倒，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和方式对付美国。然而元首却受到日本的强大压力，要他“尊重”所谓三国公约。公约变成陷阱公约主要是宣传上的欺骗手段，象德国和意大利之间的钢铁公约1一样。日本在一九四年加入了钢铁公约，因此这就变成了三国公约，从而产生了虚妄的世界闻名的“轴心国”这是一句虚张声势的假话。意大利等于零。日本想借德国去吓唬美国人，而希特勒想借日本去吓唬美国人。这两个穷国用公约结合起来，希望使介于它们中间的一个富国瘫痪到不能动弹的地步。1指一九三九年五月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签订的军事同盟。然而地球是圆的，在另一个方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国家介于它们中间——这就是苏联。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德国和俄国是由里宾特洛甫的互不侵犯条约联系着的，所以我国的外交家们在三国公约中列入一个条款：跟苏联的关系不受这个新条约的影响。我们对俄国开始作战的时候，日本人发现我们的这个条款是他们逃避义务的一个可喜借口。他们很有礼貌地引证这个条款，以及他们当时跟俄国签订的中立条约，不愿进攻俄国。他们说，一旦情况许可，他们会这样做的——这就是说，要等到德国打仗流血差不多了，胜利近在眼前的时候。但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世界的情况突然逆转过来；现在日本要求德国帮助它进攻美国了，尽管它以前没有帮助德国去进攻俄国。不言而喻的是，希特勒对日本人并没有什么亏欠。三国公约规定，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受到第三者的进攻的时候，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把珍珠港事件叫做美国对日本的“进攻”即使在东方人的修辞中，也是牵强附会的语言。希特勒当然有权至少要求日本应该对苏联宣战，作为对等交换。日本这一行动的消息会使我们在俄国冰天雪地中作战的军队无限地提高士气。这样也就会使整个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他让日本跟俄国继续保持中立，而他自己却把德国人民投入对美国的战争。随着这一个叫人迷惑不解的失策，元首把他的历史性的胜利和帝国的前途抛弃了。为什么？元首到柏林去宣战的时候，我本人正飞往莫斯科前线进行空中视察。十二月中旬，当我又在“狼穴”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把美国看作花花公子，毫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也在场，他把美国叫作一半犹太化一半黑人化的一个杂种民族，不可能进行重大战争。他得意洋洋地说，美国忙于应付日本，大概要被打败。它不可能还有机会干预欧洲的事情。这就是他说的话。但是我那时相信，现在依然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叫部下高兴的胡说八道，不然就是自欺欺人之谈。跟日本的领袖们不一样，希特勒深知一个关于美国的决定性的军事事实：切勿做那种唤醒和团结这个混乱的、爱争吵的、奢侈腐化的巨人的事情。但是珍珠港事件却做了这样的事情。这场战争根本上是一盘以人和国家为棋子的棋赛，是两种意志和两种世界观的较量。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阿道夫-希特勒和弗兰克林-罗斯福就已经在下这盘棋了。在工厂、人口、盟国和天然资源方面，希特勒一开始就让了一车两卒，那就是工厂、人口、盟友和自然资源。这些条件逼得他采取虚张声势和不顾一切的方式。而那个坐在轮椅里的人却能够慢慢地、小心地下着棋子，等待他的对手用拙劣的赌博使自己失败。年复一年，希特勒仿佛很出色地胜过罗斯福。他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的不流血的胜利，他对波兰和西欧的迅速征服，以及一九四一年他对俄国欧洲部分的惊人的占领，使这盘棋局大大对他有利。正当阿道夫-希特勒眼看着就要将死对方的时候，日本突袭了珍珠港。这正是罗斯福早在等待着的一个机会。我深知有一种习惯的说法，说希特勒觉得我们既然事实上已经在大西洋跟美国作战，为了威望的缘故，要用宣战把罗斯福打倒。还有人甚至认为，对美国宣战是一个提高士气的聪明举动，使公众不去注意我们在东线的停顿和挫折。但是这些推测都忽视了我们没有要求日本对俄国作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以及当时这篇宣战书的措词。这个缺乏政治家风度的文件是出于绝望和愤怒而对罗斯福发出的一声长长的叫喊。我一直认为，希特勒是看到这盘棋已出乎意外地失去赢的希望，于是一怒之下把棋盘踢翻在地。德国的结局其他的作者们跟着丘吉尔的说法，把战局的转折点放在一年以后，归结在三件同时发生的事件上：斯大林格勒、阿拉明1和北非的登陆，当时战场上已有明显转机。然而真正的转变还是珍珠港事件。1埃及的一个小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军在这里击败德军，使其退出埃及。毫无疑问，只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在珍珠港事件和莫斯科受阻很久以后，我们才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我们短命的帝国扩大到惊人的最远的地方。我们的潜艇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大西洋，把整个英美舰队击沉海底。我们的军队开进高加索山脉、里海和尼罗河。我们精力充沛的盟国日本，在迅速的辉煌胜利中取得了它的东亚帝国。但是，在获得这一切胜利期间，一个记忆常常萦绕在我的心中，这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以后我飞往莫斯科前线的空中旅行。我在空中看见德国的坦克、卡车和炮车在几百英里荒凉的平原上蹒跚而行，在阴郁而低沉的俄国太阳下面，冻结在泥淖里，深陷在雪地中。我看见躺在雪地上的死马，我们的士兵用刀砍碎它们冻硬的尸体，吃它们的肉。我们的飞机往往降落在一群成年的和年轻的士兵中间，他们穿着破烂的灰绿色夏季军服冻得发抖，在汽车下面燃起一堆火，使引擎散热器免于冻裂，使汽油免得冻成粘性流不出来。我听到他们没完没了地抱怨缺乏靴子、厚袜、手套、防冻剂以及一种据说可以使坦克上的望远镜转动的软膏。望远镜一旦冻住，没有软膏使它转动，坦克兵就成了瞎子，无法操纵坦克和保护自己。那些冷得发抖的士兵，穿着戈培尔征募来运到前线的女人皮大衣和皮毛围巾，实在可怜。我的那次旅行使我看到了莫斯科的阻塞气球和高射炮火。在那里，我充分体会到使人苦恼的停顿的痛苦；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又跟美国作战了。我心里明白，这表明德国的结局终于来到了。在一九四一年以后，德国就象一个脑壳里中了一颗子弹的横冲直撞的大象，在倒下以前，使出它的全副力量去践踏、撞死折磨它的人们。那一颗子弹就是珍珠港事件。失去了的世界帝国我用这些评论结束了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第一卷，给它作个总结是理所当然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他一九四五年的胜利报告中，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叫做“恣意掠夺的三个犯罪国家”但是假使我们胜利了——那是我们差一点儿就要做到的——要上绞刑架的领袖人物该是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先生。犯罪国家就该是盟国，它们为了竭力保持几世纪以来它们财阀掠夺得来的东西，因而从空中屠杀了德国和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希特勒并没有下命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世界历史上从没有道义可言。只有依靠暴力和死亡来造成潮流的演变。胜利者写下历史，宣布判决，把失败者绞死或者枪决。实际上，历史是根据旧政治结构的腐朽和新政治结构的兴起而发生的一连串连绵不断的霸权的变换。战争是那些变换的高热度转折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永远会发生；而唯一的战争罪行就是战败。这就是现实，其他的都是感情用事的胡说。我们自始至终跟随着阿道夫-希特勒，从难以相信的胜利直到空前的灾难，从珍珠港事件到柏林的陷落，因为他就是我们民族的命运。他是一位浪漫主义的理想家，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抱着到达人类可能的新高度和新深度的伟大梦想，而同时他又是具有钢铁意志的冷酷的谋略家。他是德国的灵魂。我们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民族，希特勒便是德国幻想的化身。如果不正视这一事实，我们民族的真实历史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他有他的缺点，包括确切地嗜好残忍，某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粗鄙，对他自己军事才智的夸大评价，以及人所共知的令人遗憾的反犹倾向。这些都是这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的缺点，但是人类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英译者按：阿尔明-冯-隆把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役分析的两卷著作正确地以珍珠港事件作为分水岭。在失去了的世界帝国中所包括的时期内，一场欧洲战争以差不多的阵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猛烈地进行着，所以温斯顿-丘吉尔把它叫做休战以后的继续，这两次大战合在一起成为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但是这整个期间，美国没有参加进去。到了珍珠港事件以后，我们已经深深地陷进战争里面，因而成了第一次的全球性战争。但那是另一篇故事了。隆的第二卷的梗概，书名世界性的大破坏，最近已经在德国出版，主要分析德国的失败和崩溃，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成功。他对希特勒的总结性的评价忽略了一两个小地方。这个能干而坚决的杀人狂利用现代德国作为他的屠杀工具，直接造成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这个数字永远不会精确地算出来。为了制止他，全世界耗费了亿万美元，或许一万亿美元。倘若德国人把这个怪人关进疯人院，而不是把他抬举成为他们崇敬的领袖并投入他们的全部力量支持他十二年之久的话，这些死亡和这些浪费就不会发生。在历史的记载上，希特勒无疑是最坏的说谎者、骗子手、破坏者和世界编年史上的大规模杀人的凶手。隆应该在希特勒的缺点中间提到这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