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上海后的赵继统更加如鱼得水，以前在新京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时，其实在那座大楼有两个常驻的机构，一个是宪兵司令部，另一个是是日本关东局，两个单位各居其半。日本**在新京设立关东局，将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所有行政事务置于其下，直接受日本内阁总理的监督。关东局的最高长官为日本驻满大使，也是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这样就形成了军政首脑的一体化。 所以日本关东局事实上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最高的行政首脑机关。下设有司政、警政、监管3个部，并下辖关东厅、关东最高法院、关东海务局、关东气象台等7个官署和6所学校。后来随着侵华日军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对于各占领地的许多行政官员都是从这个关东局里抽调的。 特别是上海这个领事馆、租界区林立的东方大都市，许多要害部门的主管都是关东局的老人。赵继统也许叫不上名字来，但是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也都认识个大概。而关东局对他这个出了名的“忍者间谍”那是知之甚详，不少人都称呼他为“前辈”。 再加上以前在美国领事馆里打过小工，在那里也有不少老熟人。受到寄养的那对美国老夫妇的影响，赵继统对于钢琴以及美国乡村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又懂得英语、俄语、和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语（评职称时报的第二门外语就是据说最好学的西班牙语，自学了一些但不精通）所以很快就融入了外国人那些小圈子。 而且他和那些急功近利的日本人不一样，并不急于从你这获得什么，有聆听也有诉说。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这些外国人也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分析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就是办事能力极强，军政两界拥有雄厚的人脉，他答应能办的事再难也会办得漂漂亮亮，他不能答应的事情，你再找别人也办不下来！ 每天晚上的“国际”酒会几乎成了他的例行工作之一，当然，外务省通过他的口也释放出不少真真假假的信号。最成功的一次，赵继统只用了两瓶廉价的伏尔加就从意大利武官那里获得了绝密的“慕尼黑会议”内容（大部分是靠回忆记录下来的），而外务省使用了大量的人脉和金钱才获得了部分会议纪要。 赵继统对慕尼黑会议的评价是“英法的退让只会使日渐强盛的德国看清了他们的软弱可欺，进而便得寸进尺，一只勇猛而饥饿的战争巨兽被唤醒了！”更为可笑的是那位被灌醉的意大利武官醒来后竟然问同伴自己有没有失态，全然不知已经泄露了重大机密，从此赵继统的酒量就和他的倔脾气一样出名。 没多久被压了多次的少将任命终于下来了，已经成公众人物的赵继统欣然接受，但是还是老规矩，只管情报，不任正职。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国军第四战区防线北移至粤北一带。由于广州被占领,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补给线。再坚守武汉已失去意义,国军遂撤出武汉，日军打通了南北交通线。赵继统提醒东条英机战线拉的过长,已无力再发动大型战役。建议议和或组建新的国民**，战役进入相持阶段，以便消化占领区。 可惜接连的胜利冲昏了他的脑袋，1938年11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东条英机大放厥词，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巨大震动。不仅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东京的股票市场狂泻，同时也令战争狂人云集的军部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指责其过于轻率。 陆相板垣征四郎声称东条英机目的只是想鼓励日本军需生产，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而已。压力之下，这个上任刚刚半年的陆军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总监去了。不过走之前他还是向板垣征四郎推荐了自己的“幕僚”非常有战略眼光的赵继统。于是赵继统被应召回国进行了一次“奏对”，赵继统的观点是效仿满洲国例，扶植仅次于蒋介石的主和派领袖汪精卫（剔除国民党中的反战分子、汉奸分子和主和派）。 不久，位于上海虹口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即日后的重光堂)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等人秘密展开了丧权辱国的谈判。12月7日，在外视察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集团以为蒋有所觉察，纷纷乱了阵脚，被迫改变了部分出逃计划。 18日，汪精卫带着曾仲鸣﹑周佛海等人从重庆秘密逃到越南河内。之后，他公然发表叛国媚日的“艳电”，并且冠冕堂皇地宣称：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就任**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 这位汪委员长一直视赵继统为救命恩人，1939年初，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是赵继统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在上海期间、在日本谈判期间也是他派人全程保护。殊不知都是和戴笠演的双簧，肃清了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集中了老蒋的独裁性，还树立了一个反面人物。从他和日本人签订“中日密约”的泄露，变成人人喊打的大汉奸，到最后的离奇死亡都和他这位“救命恩人”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