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刘大人里面请！翠云~翠云！快出来陪刘大人！”
迎春楼的门口，老鸨子看着一身便服的牛肉面走来两眼放光，这些天自从他们花钱修葺学堂登上了红榜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乐善好施的老爷们打着支持良心青楼的旗号来光顾他们家生意，这让他们迎春楼窑姐儿们的腰包都鼓了不少。
老鸨子都想好了，不就是慈善么，
以后每赚一笔钱都拿出来一部分来资助那些穷的揭不开锅的书生，让那些整天闲的没事干到处说闲话的家伙闭上自己的嘴。
元朝时期的读书人跟其他朝代读书人的待遇可不一样，
元朝自开国以来一直是武功盖世，蒙古铁蹄几乎踏遍了亚欧大陆，这导致了元朝掌握政权之后一直不太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尤其是蔑视汉族知识分子。
从元灭宋统治中原的不到百年，科举考试屡兴屡废一共只举办过16次，而现在脱脱还正处于因病辞职期间，导致科举再次被废止，这也是为什么牛肉面能够直接被伯颜图推举为县尹的原因。
因为元朝此时依旧是以举荐制为主，有一个蒙古贵族背书站台比什么四书五经都要更好使。
那些只知道读书却没有上升渠道的倒霉蛋们基本上混的跟乞丐一样，所以元朝就有一个‘九儒十丐’的说法，尤其是在北方这种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除非是官宦家的子弟，否则这些读书人一个个穷的叮当响，别说逛青楼了，就算是能不被饿死都算好事。
而元朝也很清楚这种堵死底层上层渠道的行为非常容易引起暴乱，所以元朝并没有一味的打压汉人，而是选择拉拢汉族官僚地主。
为了统治人数众多的汉人和各族劳动人民，元代不仅赋予蒙古贵族以种种特权，而且对各级官吏的犯罪宽大无边。
《元史刑法志》《元典章》及《大元通制》的“职制”部分，大多数条文都是申明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用“禁止”“罪之”字样代替具体刑罚规定。这种模棱两可的规定，事实上是徒具条文而已。
少数有明确刑罚标准的条款，与《唐律》《明律》相比，在量刑轻重上也很悬殊。
如官吏枉法犯赃，《唐律》规定十五匹绞，《明律》规定八十贯绞，唐、明、清计赃方法不同，但量刑轻重大体相当，而元代法律却规定枉法犯赃一百贯以上杖一百零七。
又如泄露机密重事，依照《唐律》《明律》要处死刑，而元代法律只说“论罪”，并无科刑规定。再如官吏滥用权力逮捕监禁人，《唐律》《明律》均要杖八十，而元代法律规定笞十七，如此等等。
如果将《元律》与《唐律》《明律》有关官吏违法犯罪的相应或相近条款加以比较，便可以看到，元代法律在量刑上要轻得多。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压迫，实质上是个阶级压迫问题。这一点在元代法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突出。
这也导致了元朝的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尤为猖獗，哪怕是皇帝下达的赈灾粮款也能被这群官员们瓜分的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