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辩解了一句，李念才正式讲道：“诸子百家，除少数学派外，都有各自的政治理念，也即是治理天下的想法，如儒家复周礼，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
“春秋时人心思变，百家诸子寻求更好的治理天下之法，从而提出各种主张，这并无错，问题在于诸子提出的这些主张忽略了某些因素，以后世的话说便是：忽略了客观因素，过于主观。”
“如儒家的复周礼，儒家认为恢复周时的礼乐制度，天下就能太平安康，却不想人们希不希望回到周时那种环境？所以春秋时，孔子才四处碰壁，学说不被采纳。”
“道墨两家也是如此，墨家的‘兼爱、非攻’，好不好？当然好，对陌生人也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如果我是陌生人，遇到信奉‘兼爱’的墨家弟子，定会十分心喜，但我要是墨家弟子的亲人，又会如何作想？怕是更希望亲人能更亲近自己一些。”
说完儒墨，李念又说到道家：“道家，黄老之学‘无为而无不为’，倒比墨家和儒家更为可取，可‘无为’是何时无为，何事无为，何度无为，何量无为？”
“‘无不为’亦是如此，何时无不为，何事无不为，何度无不为，何量无不为？博学明智之士或许能把握好其中的度，可天下间哪有那么多博学之士？”
黄老之学听起来非常不错，什么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王侯盲目行动，主张发挥臣民的主观能动性，倡导“待时而动”、“因时而动”。
可其中的“时”怎么掌握，又谁来决定？是由君王，还是臣民？是由饱学之士，还是由目不识丁的庶民？
又怎么知道这个“时”掌握得准确与否？每个人、每个阶层把握的“时”都一样吗？不一样又要怎么做？
简单说，以黄老之学治天下，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和制度，大家伙儿都太过自由，但这不利于天下稳定和皇权稳固。
汉初时发生诸侯王之乱，文帝时济北王和淮南王叛乱，景帝时“七国之乱”，以及地方豪强壮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为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发展提供了条件。
权欲旺盛又雄才大略的汉武哪能忍得了这，自然而然采用了自我改造后的儒家，一脚踹了黄老之学。
“若以黄老之学治国，于国朝初建，百废待兴时尚可，但时日一久，祸必生焉。”
人只能相对自由，而不能有绝对自由。
李念讲给嬴政的回答却是：“因黄老之学对天下的约束过于松散，而人心欲望无尽，灾祸自生，反不利于天下承平。”
实际就是随着王朝社会稳定，经济复苏，黄老之学逐渐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儒家思想若想达成，须天下皆为君子；墨家治国之法想成，须人与人间不分亲疏远近；黄老之学想成，须人人遵纪守法，不生贪欲，不生妄念。若能做到，都将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