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赵匡胤又颁布法律，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皆归枢密院指挥。
这样一来，地方上的厢兵只剩下老弱病残，灾荒年间的青壮呢又被朝廷招募走了，那地方上就再也没人能造反了。
地方虽无精兵，但地方厢兵毕竟数量庞大，合起来仍可制约禁军（这个时候的赵匡胤根本没想到后代的大宋败家子们会把禁军搞到破百万的恐怖数字）。
至此，大宋形成了“强干弱枝”而内外上下相互制约的制度。
到这里，赵匡胤还是不放心。
地方厢兵是弱了，但厢兵是听地方官掌控的，万一某个地方官把当地厢兵训练成精锐，岂不是成为小节度使了？
赵匡胤便扶持士大夫阶层，以文人任知州，为当地最高行政官员。
这就完了？还没有呢。
赵匡胤对文官知州也不放心！
于是他又搞出了一个通判，作为知州的副职，为皇帝督察知州。
重要文件必须由通判副署，知州单独署名视为无效。
到这里就完了？
也没有！
赵匡胤更进一步，还要把钱粮给掌控住。
钱粮就是后勤，没有足够的后勤，谁也别想割据一方。
赵匡胤规定地方钱粮大部输送中央，在地方设转运使，负责此事。
此外，大宋的将军还不能在一支军队长久任职，任职几年就必须调走，必须要形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情况。
到了这里，朝廷顶层有副宰相、副枢密使、兵部、马步军都指挥、殿前都指挥这么多的官职，分掉了指挥权、部署权、训练权、任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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