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未央宫，温明殿内。
建武皇帝刘秀将案上的奏书狠狠地扫到地上，大怒道：“韩歆辱我太甚，我必杀之！”
殿内有宦官宫女，也有皇帝的近侍，邓禹此时也在殿内。众从未见皇帝如此暴怒，吓得一个个跪伏于地，不敢抬头。
皇帝说道：“邓禹，你也看看，这上面都写的什么大逆不道之言！”
皇帝没有称呼邓禹的官职，也没有亲切地称呼他的字，而是直接唤名，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可见他此时心情必是差到了极点。
邓禹慢慢走上前来，拾起散落在地的竹简，一根一根展开来看，他从头看到尾，之后便垂首不语。
刘秀此时正背着双手，在殿中来回疾走，看样子是气得不轻。
他忽地停住脚步，向着众人道：“伪汉猖獗，祸乱天下；豪强无义，反叛朝廷；流民无情，四处掳掠。国家于此生死存亡之际，我等君臣正该同心一意，共振朝局。韩歆身为大司徒，当为天下官民之表率，可他不思为朕分忧，为国纡难，反而无端指责于朕，胡乱向朕的身上泼脏水。他说朕处事不公，迁就豪门，不恤百姓，致使民怨沸腾，流寇四起，百姓流离失所，饥民遍地。他将这些统统归咎于朕，这个意思，是说朕是桀纣之君吗？他还要朕效仿刘钰，善待百姓，压制豪强。他的意思，是说朕不如伪汉的那个放牛皇帝了！既然他那么看好放牛皇帝，干脆投奔长安好了！”
这话说得非常严重，叛国投敌，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邓禹本不想说什么，可此时也忍不住低声道：“陛下，陛下言重了，您知道，韩歆说话向来如此，不会拐弯抹角，他绝没有这个意思。。。”
“他是不会拐弯抹角，他都直接指着朕的鼻子开骂了！”刘秀气得声音都有些发抖，“朕夙兴夜寐，批阅奏章，处理政事；朕绞尽脑汁，筹集粮食，救济灾民；朕还要亲征沙场，披坚执锐，去做那些为将者该做的事。朕，朕做了这个皇帝，简直没一日轻闲，没一日舒心享受。朕如此辛苦，为的都是国家和百姓，没想到还要受他的污蔑！眼下朝局是不顺，年景也不好，有一些饥民闹事，可他作为大司徒，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他不思自我反省，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却往朕的头上扣屎盆子。他自己要搏一个直臣之名，却要陷朕于不义之地。你说说，他到底居心何在？朕不杀他，枉为帝王！”
刘秀暴怒之下，根本听不见什么劝谏，邓禹只好闭了嘴，默然站在一旁，心里只替韩歆叫苦，以他对刘秀的了解，这个坎恐怕韩歆很难过得去了。
韩歆一向直言敢谏，从不知道隐讳，他曾数次触怒刘秀。
前两年韩歆为尚书令时，为皇帝处理各地的奏书，对政事和民情很是了解。他断言当年是饥凶之年，年成肯定不好。刘秀一直被粮食问题折磨，当然不愿听这种话。更重要的是，韩歆是在拿天象说事，而天象一向是被儒家与皇帝的德行联系在一起的。在刘秀看来，韩歆表面上是在说年景，实际上是在当面指责他这个皇帝失德，所以上天要以饥凶之年来示警惩诫。
韩歆根本没顾忌皇帝的感受，竟然还上前争辩，指天画地，言辞很是激烈，惹得刘秀勃然大怒，当时便想处置了他，多亏群臣求情，才保住了韩歆。
虽然后来证实韩歆说的对，当年确实是一个饥凶之年，但是说不招人喜欢的实话的人向来没什么好下场。韩歆证实了他的预言，却愈发被刘秀厌恶。
在这之后，很神奇的是韩歆竟然升了官，做上了大司徒，位列三公。但是韩歆却对这次升职闷闷不乐。因为这实在是个凶险的职位，常常因为小事就被下大狱，承担极大的罪责。
自董仲舒强化“天人感应”之说以来，天灾再也不是纯粹的天灾，而被理解成为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儒家认为，只要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朝廷谴责。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任。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要保持权威，轻易不能背这个锅，需要有人代他受过，于是位极人臣的“三公”，尤其是大司徒，便成了最适合的背锅工具。原本“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生蕴含着限制无限君权的意思，结果竟成为了历任“三公”的噩梦。
除了背锅“灾异说”的风险之外，荐举人才也相当危险，如果哪位大臣荐举的人才犯了罪，那么他的举荐人也要连坐。越是官职高，对他的要求就越是苛刻，万石高官可能被几百石小官的过失连累致死。另一位大司徒戴涉便是因为所举荐的人偷盗金钱，被连累下狱，死在狱中。
韩歆明知道自己处于凶险境地，可是本性难移，依然是有啥说啥，不知避讳，眼看着就要成为下一场灾异的背锅者。
这一次他因为国内流民四起，又勇敢地上了一封奏书。韩歆毫不避讳，直接指出刘秀的为政过失。最不应该的是，韩歆竟然以长安的建世皇帝为例，举出长安朝廷的一些为政举措，声称这些政策可以拿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