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不知道死的滋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他没有机会在死后看到死去的自己。
也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错过，因为他死的那天只有十八岁。
十八岁能经历些什么呢？
我想起朱珠最后离开的时候，她也只有十八岁。
于是轻轻将面前的画扯下，用水涂乱上面的颜色，再将那抹巴黎蓝揉进手心，慢慢揉慢慢揉，直到它充满了一团团凌乱的褶皱。
每次都是这样。
还差最后一点就画完了。
可是我无法再继续画下去。
我无法完成塞纳河上的巴黎蓝，因为我不知道将它完成之后，我能将它交给谁去看。
“画错了什么？”用力吸进一口烟时，我听见身后有人轻轻问我。
我笑笑，把那卷画布丢到一边：“颜色用错了，画也就废了。”
“颜色用错了么？也许重新调整一下还能补。”
“我不喜欢补。”
这句话说完，她已从我身后绕到了我边上，在我边上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拾起那团皱得不成样的画布，一点一点小心展开：“你很浪费，静。如你这样的天才总是对自己的劳作习惯性地浪费，浪费到近乎犯罪。”
“犯罪？”我笑笑。
递给她一支烟，她却选择了我手里的可乐。于是换了罐新的给她，看她用力将拉环扯开，一仰头咕咚咚喝下一大半去，然后用力点了点头，颇为认真道：“是的，犯罪。”
她穿着件巴黎蓝色的衣裳，衬得她那张普普通通的脸显得格外有些漂亮，跟两年前几乎判若两人，说话的样子也是。
我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记得这些。
两年前……
不知不觉来法国竟已有了两年。
这两年里我从未和谁交谈过，也从未记住过谁的脸，时间和交流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是一具行尸走肉，亦过着行尸走肉般简单又毫无意义的生活，在巴黎熟悉而陌生的空气里独活着，没有任何羁绊，以此做着遗忘过去的努力。
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她。
这个跟我一样来自东方的女孩，穿着一身单薄得可怜的衣裳，带着一脸疲惫和绝望站在我身后，瑟瑟发抖，却又久久凝视着我面前那幅仅仅只打了个轮廓的画。
那一刻我原本想同以往那样收拾东西离开。
但不知为什么，没那么做。
而是继续画着，画了很久，直到她终于踩着脚下咯吱咯吱作响的雪慢慢从我身后走开。
那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奇怪的巧合，每一次到塞纳河边作画时，我都会在那里碰见她。
她每次都穿着不同的衣裳，但每次衣裳的颜色都是同一种蓝色。
巴黎蓝。
我从没见过这样执著于一种颜色的人，所以不免对她有些好奇，但是从没与她有所交流，我画着我的画，她看着我的画，两年时间就那样一瞬而过，显然，我和她都不是喜欢交流的人。
直到一个月前，我俩才开始了第一次的交谈。
那天几乎是即将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她才出现的。
深夜十二点，西方的圣诞夜，天特别冷，她仍穿着单薄到可怜的外套，在雪地里好像一朵蓝色郁金香，插着裤兜晃晃悠悠走到了我面前。
她说：“早啊。”
一口流利的京片子。
于是我道：“早什么？”
她笑笑：“12月25日0点01分，这还不算早，什么样才算早？”
我不由也笑了笑。
“你叫什么？”然后她坐到我身边问我。
“爱新觉罗载静。”
“你姓爱新觉罗？那你老祖宗是溥仪么？”说完她噗的一声笑了，交给我一个用报纸包装着的盒子：“圣诞快乐，爱新觉罗。”
“圣诞快乐，你可以叫我载静。”边说边把包装拆开，打开里头的盒子，我怔了怔。
里头是一副肖像画，画着我的肖像。
她说她是巴黎第一大学艺术系的毕业生。
住处离这里不远，所以时常都会到这里来转转，第一次见到我时就喜欢上我用色的感觉，所以日复一日，渐渐把到这里来看我作画当成了一种习惯。
但她从来没告诉过我她的名字。
偶尔问到的时候，她会笑着跑开，然后买上两支冰激凌回来，我一支她一支，在寒风凌厉的塞纳河边一面打着哆嗦，一边搓着摘去手套的手，一边大口大口吃着硬得像根棍子般的冰激凌。
后来我便不再问她，因为觉得这样也好。萍水相逢，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我便无法预知自己是否会突然离去，不老不死让我注定成为一只必须不停飘移的风筝，所以与人相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