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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将军第一次被特务逮捕时，在押送去北平的路上，讲到关外的抗日战场，感动了押送的军官，被偷偷放走了。后来在天津法租界，被设计逮捕，带回了北平陆军监狱。”
何未在火车包厢内，缓缓拉上车窗的布帘，对从南京上车，前来接迎的军官说：“吉将军辞世前，留了一首诗。”
“卑职听过。”军官肃声道。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一代抗日名将的诗词，字字带血，谁不曾闻。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
每一日，从北方南下的实业家不计其数。
《京报》主编汤女士舍弃全副身家，撤离北平，《京报》正式停刊；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那个生产出国产第一袋精盐，浪漫得在盐袋上印出海王星的企业家，因日本人入侵平津，关闭盐厂，带着设备南下；
……
何未也如先前所言，一旦北平沦陷，举家迁移，绝不留一艘轮船为日本人所用。
“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斯年在金属车轮碾压铁轨的震动声里，轻声念着课本上的诗词。
“这句诗，说的正是‘衣冠南渡’，”何未道，“历史上有数次北方士大夫，还有学子们的南迁，都是因为外族入侵，或是战乱。”
斯年细品“衣冠南渡”四字。
车厢门突然被扣响，陪坐的军官走过去，把车门推开一条缝隙，和门外人低语数句，回身，低声道：“京汉火车站到了。”
“是武汉到了吗？”斯年小声问。
“对，是武汉。”她答。
武汉，她从未来过。
全民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南京政府从10月底开始往武汉迁移，四大银行和各国驻华大使也先后迁至武汉。江城成为战时政治、经济的中枢。
同一时间，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各界人士，全都汇聚在了这个九省通衢。
这趟南下的列车上，不止有军官、企业家，还有文艺界的名人、报业先驱和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隔着一道门，已闻隔壁车厢的喧嚣。尤以年轻人们亢奋收整行囊、争相下车的言语对话最清晰。
斯年仿佛被感染，迫不及待地把课本塞进书包。
虽何未没讲，但小女孩冥冥中感觉到，在武汉能见到阔别已久的父亲，还有从出生就被藏在香港长大的弟弟……
“弟弟会叫姐姐了吗？”她小声问，背上书包。
何未轻点头：“会叫了，会背诵的诗词，比你小时候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