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成为贵族的门槛一降再降，1896年起，即便没有参加过战斗，只要服役满四十年，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也可以成为贵族。
和平时期，大家只能苦熬时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军官凭借参战和特殊贡献等条件，获得了贵族身份，1916年到战争结束，卡尔皇帝共封授了超过700人，这些凭借服兵役而获得身份的新贵族被称为“体制贵族”。
被提升为无头衔贵族的话，申请者无需向国家缴费。但如果想要“贵人”头衔和包含地名的头衔，就需要缴费。
体制贵族的头衔不与实际的领土挂钩，可以自己挑选，可以是立功的地点、可以是服兵役的地点，有的头衔甚至是完全虚构的，用来表达对皇朝的忠诚，比如“冯·皇冠之盾”，另外，申请者可以自行设计纹章，但需得到zf批准。
除了从军为国效力之外，行政官员、企业主、银行家、金融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也可能获得皇帝的封授，成为贵族，与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德意志其他邦国相比，奥地利封授贵族时是相当慷慨的。
这期间至少有11000人被封为贵族，而其中又有至少10000人是从平民晋升的。
新贵族的心态和精神面貌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特色，而老贵族通过自己的财富、土地、互相通婚结盟和与宫廷的紧密联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总的来讲，19世纪后半期的体制贵族代表着正在冉冉升起的、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忠于皇帝的资产阶级人士。
老贵族被称为“第一社会”，从资产阶级攀升起来的新贵族被称为“第二社会”，二者之间很少通婚。
“第一社会”和“第二社会”之间存在森严的壁垒和复杂的鄙视链，前者鄙视后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有的属于“第二社会”的大财主因为特别有权有势，大家不得不把他们算作“第一社会”。
于是“第一社会”分成两个群体：a，原先的“第一社会”；和b，从“第二社会”上升来的暴发户，后者往往比前者富裕得多。
a和b这两个群体的男性可以交往，因为他们往往是zf和军队的同僚，但这两个群体的女性几乎从来不交往，如果a群体的男性娶了b群体的女性，就会被a群体排斥。
在宫廷的大舞会上，两个群体都受邀请，但所谓的“小舞会”从来不邀请b群体，像这样的“第一社会”也分成高低两个群体，这是维也纳独有的现象。
直到1919年，奥地利议会颁布《废除贵族法》，彻底废除了贵族制度。
并且，奥地利废除贵族比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更严厉，魏玛共和国还允许贵族保留头衔和“冯”，作为其姓氏的一部分，而奥地利则干脆彻底禁止一切贵族头衔和“冯”等称号，违者将被处以2万克朗罚款或至多6个月的徒刑。
1948年宪法把这个处罚改为4000奥地利先令，后来一直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始终是这个数额，相当于今天约290欧元，于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族长在奥地利就只能叫**·哈布斯堡，而不是**·冯·哈布斯堡。
不过，艺术家、演员的名字或艺名不受该法律的影响，所以赫伯特·冯·卡拉扬仍然可以用“冯”字，很多贵族为自己准备两套名片和信纸，一套遵照法律，没有贵族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公共机关打交道；另一套有头衔和纹章，用于和商界与其他贵族打交道。
为什么奥地利对待贵族如此严厉甚至苛刻？这个理由也不难解释，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德皇正式宣布退位，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过渡是合法的。
而在奥地利，末代皇帝卡尔和皇后济塔并没有退位，也从来没有举行过废除帝制的全民公投，所以当时成立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本质上没有合法性。
正是因为心知肚明自己缺乏合法性，第一共和国的领导者非常害怕旧的精英集团，也就是贵族会卷土重来，害怕贵族会起来质疑和反对自己，于是共和国决心要打压贵族阶层，所以奥地利共和国对贵族非常严苛，不准他们用“冯”和各种头衔。
哈布斯堡家族甚至长期被禁止返回奥地利，还被剥夺成为奥地利总tong的权利，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大部分成员都放弃了成为皇帝的权利，但卡尔皇帝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菲利克斯没有放弃这个权利。
不过虽然有明文禁止，但在奥地利日常生活中，用贵族头衔和“冯”称呼，还是很常见的事情，往往不会受到真正的处罚。
对于有历史传承的那些真正的大贵族来说，失去头衔并不重要，他的宫殿、城堡、土地、金钱、人脉、教育和社会地位都还在。
但对那些在帝国时期辛劳一生为国效力从而获得贵族身份的“第二社会”来说，废除贵族头衔，无疑相当于在他们的脸上遮盖了一层纱，他们的薪水不多，生活清贫，但为皇帝服务几十年之后，可以获得低级贵族身份，这对他们是一种褒奖和鼓励，也把很多人与皇朝联系起来，让他们对皇帝忠诚。
这种意义上，贵族身份是一种社会黏合剂，然而废除贵族后，对这些人群的打击最大，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下子失去了工作、社会地位和最后一点点荣誉。
纳cui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也没有恢复奥地利贵族的头衔，战后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则对贵族“维持原判”。
了解了这段历史，也就明白杨橙为什么说奥地利根本没有贵族了。
奥地利女郎似乎把杨橙当作了垃圾桶，越讲越激动，肆意的吐槽她曾经被压迫的经历，对于那些所谓的贵族大老爷，更是恨得咬牙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