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兵买马是一个解决之道，可这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上——钱粮。吴三桂在上疏中具体列举了计划进军所需要的兵员和辅助人员，总数为“通计大兵、绿旗兵、投诚兵、土司倮及四项苦特勒约共十五万余口”，兵饷总额“大约此举共得银二百七八十万余两，乃可以告成事，虽所费如此，然一劳永逸宜无不可也”。
如此庞大的预算，在东南也在耗费大量钱粮的情况下，对于岁银正赋只有八百七十五万余两的清廷来说，是难以承担的。之前的自筹粮饷，已经引起了滇省动乱，清廷也不敢再次为之。只有滇省的满洲八旗，虽然被晋王李定国所小败，却依然很自大，认为并不需要吴三桂所列举的那么多兵将和钱粮，也可以滇省击败明军。
这样一来，吴三桂便不得不有所行动，或者让满洲八旗吃个大亏，使他们改变与自己不同的判断。但满洲八旗叫得虽凶，却以地形地势不适骑射为由，不肯打先锋。让自己的兵马当炮灰，打没有准备好的战争，自然是吴三桂所不愿意的。所以，吴三桂听取了两位谋士的主张，把大行动变成了小行动，以试探为主，采取稳健战略，方向依然是滇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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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的脉络还在，但具体的事件却无法预判得分毫不差。
朱永兴当然不知道清军进攻滇东南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动，他取消了两支明军在广西会师的计划，并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当然，这是谨慎之举，也是万全之策，也反应了他心态的变化。
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是敢押手、押脚、押命的。但在不需要拼死一搏的时候，很少人会想冒险，多是采取一种稳中求胜的战略。朱永兴便是如此，此时已经不是刚入滇省时，需要他赤膊上阵，绝地求生。整个战略已经铺开，他倒是更需要时间来稳固，来发展。
不是一城一地得失为重，这只是在特定形势下的无奈选择。既然守得住，或者有守住的希望，谁会把自己占领的地盘拱手于人？
随着军队和物资的调动，朱永兴对于滇东南的防守有了越来越强的信心。而要以法治国的架构建设也不需要他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手下的官员自会按照他的意图和指示去工作，他只要在呈上来的文件上修改、提示，便可以了。
其实最让朱永兴发愁的，依旧是钱粮，这倒与清军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只是，当第一批镜子制造出来之后，他知道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已经抱到了怀里。
在透明玻璃上贴锡箔，并利用水银与锡的反应，在玻璃上形成一种锡汞化合物，便是最早期的制镜工艺。为了这个工艺，威尼斯不惜用杀人和集中营式的管理来保密，法国人则不惜重金去收买制镜工匠，而朱永兴却在两三个月内指点工匠制造了出来，抢先了法国人五六年的时间。
五六年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暴利，意味着巨额的财富。当朱永兴看到第一批镜子制造成功后，眼前便是晃动着炫目的黄白之光。虽然暂时要从西夷手中购买透明玻璃，虽然制造水银镜子费时，要整整花一个多月，才能使化学反应完成。但物以稀为贵，法国王后玛丽结婚的时候，威尼斯国王也只是送了一面小小的玻璃镜作为贺礼。这在当时却要算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价值高达十五万法郎!
“给镜子都镶上精美的框，然后再做一批精致美观典雅的盒子。”朱永兴指点着，为这批镜子做最后的包装处理。
没办法，透明玻璃购进时便大小不一，运输途中又有磕碰损坏，只好按照最后的不同形状进行加工，然后再用镜框进行装饰。而一个精美的包装，无疑会更衬托出镜子的珍贵。买椟还珠的成语，便说明的包装的重要姓。
虽然还是不如镀银镜子那么光亮，但比铜镜却强之太多了。朱永兴挑了几块比较大、比较好的镜子，作为打出影响的广告产品，立时便让工匠们给其中的两块作框镶嵌。送给谁，不用想也知道，自然是拿去讨女人欢心的。
在和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凡尔赛宫已经有了一个豪华的镜厅，里面十九面硕大的镜子，对应着十九个宽敞的窗户，光线从床外头过来，又被镜子反射回去，真是异彩纷呈。对比之下，中国连一块透明的平板玻璃也造不出来，只能造不透明的琉璃，可见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封建[***]阻碍压迫下是如此落后！
可是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也创造出无数的灿烂文化，这又如何解释呢？怪封建制度吗？好象也不尽然。在朱永兴拿着两个镜子返回城中的时候，他不由得浮起了这样的疑问。
中国科技的确有先进的一面，但是准确的说，中国的实用技术是先进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不发达。原因或许在于中国科技发展是由政斧推动，研发科技是一种政斧行为。显然，政斧对能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经济效益的实用技术感兴趣，而对探索大自然的科学不感兴趣。因为后者投资巨大，短时间内收效甚微。
就象现在，兵工厂和工坊制造的产品都是应急用的，为了应对战争和增强军力、财力。连朱永兴也不会建什么实验室，投入资金和人力，去搞见效慢的发明创造。而工匠们依靠的是传授和经验，没有物理、化学的基础，更不用说形成什么理论，以便能够更稳定地传于后代。
这会是一个长期的积累、长期的教育、长期的投入，朱永兴知道自己暂时是无能为力。形势比人强，要想使科技发展有一个好的环境，有一个适合生长的沃土，就要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国家依然避免不了落后要挨打的命运。
或许，那个老外能帮些忙吧？朱永兴骑在马上，认真盘算着，想着如何能取得最大的利益。
一六四六年，广南阮氏和安南郑氏一样，觉得天主教可能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取缔了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德被被控以死罪，最后被判处流放。这个罗德被驱逐出广南国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在东南亚各国继续游说传教。现在呢，罗德随商船跑到了这里，向朱永兴请求在安南建教堂和传教的权利。
宗教信仰这个东西，在朱永兴看来，不过是对人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使人心中存有敬畏。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人活着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心有所惧，起码要惧法律。人若没有敬畏，同时也就没什么东西能束缚心灵。一个没有了敬畏甚至惧怕、什么事情都敢去做的民族是多么的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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