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在田野里一无阻挡地呼啸着，天空是灰色的，呈现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太阳也好象成了穷人，吝啬地把光和热收敛起来。
就在这万物萧条，本应该是人迹罕见的时候，由北京通向北方的道路上却是喧嚣异常。无穷无尽的大小车辆，车上乱堆着家用的东西，在冰霜覆盖的硬地上咯吱咯吱地前进，扔在路旁的枕头、破布、马桶、扫帚、耙子等杂物随处可见；鸡在笼子里叫着，牛羊系成一串在后面走着，找不到主人的狗在乱钻乱叫着……
自从退回辽东的决议在朝堂上被通过，北去的路上便热闹起来，即便心中再留恋这繁华之地，即便万般不想回到那苦寒之地，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满人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包衣，都无奈地收拾东西黯然踏上归北之路。
起初的时候，撤退还是不急不缓的，在很多满人看来，形势并未到了特别危急的时候，说不定能在京师过完年再走。而先走的满人，则贪婪地要把落到手边的一切东西都带走。侥幸心理，再加上所携的东西太多，准备的时间太长，导致了撤退行动的缓慢。
这种举族撤退，不同于军队的入寇劫掠，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拖沓延宕，比逃难还要慢上许多。
清廷做出了撤退的决定，却不想如同逃难般凄惶，他们还努力筹划着，希望能来一次有序的转进，尽量多地劫掠物资和人口退回辽东。但想达到这个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
明军集团的压力丝毫不放松，这使得河间防线的军队难以调动。为防万一，清廷又不得不把京师的禁旅八旗大部派出，一部驻通州。作为河间防线的双保险；一部分别驻于蓟门、遵化、山海关等地，以确保北退的通路。
这样一来，除去先前增援盛京的一部清军外，清廷能够调动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命令各王公贵族把家丁奴才都抽出来，拼凑出了三千多杂牌军。开始组织大规模的运送物资行动。
时近隆冬，清廷也同样产生了侥幸心理，认为明军可能因为气候和水土的关系，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变小了。这样的话，兴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什么变数也说不定。
追根究底，满清对放弃关内、退回关外还是不甘心的，当初冷静的决定虽然获得通过，却无法改变心底的不舍和贪婪。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包衣，都是这样的心理。
所以，形势的突然变化一下子打了清廷措手不及。河间防线轰然崩塌，近二十万的满、蒙、汉军死伤无数，狼狈逃窜，如丧家犬般逃入京师，立时掀起了更大的混乱、惊惶的奔逃之潮。
心存侥幸的满人如末日临头般恐惧惊慌，再也不能心平静气地收拾大小家当。都草草收拾，蜂拥出城。这股奔逃浪潮一起。清廷再也无法遏制，任何有序组织的意图都被惊慌失措的人们破坏。更有官兵擅离职守，领着家眷、携带家财，仓惶北逃。
而逃跑的先锋便是蒙古八旗，他们不再肯为了满人去拼命，天示的预言使他们心胆俱丧。带着劫掠所得向北跑，向北逃。由他们带来的溃逃扩散蔓延，很多败兵不去收容归建，而是歇口气继续逃。
京城中乱成一团，消息满天飞。一会儿说天津失陷了。明军正沿河进趋京师；一会儿说通州正在激战，明军暂时打不过来。种种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不断加剧着恐慌的气氛，可谓是一夕数惊。
如果说形形色色的消息还只是听闻的话，京城内连续发生的血案，则更令满人感到危机就在身边，那些旗奴家丁都成了潜成的敌人，不再是恭顺的羔羊。
镶黄旗监生郎廷枢及其亲眷在家中被杀，据幸存者讲述，是一伙头裹黑布、脖缠红巾的暴徒所为，而引领者却是郎家的家人黄吉，绰号黄裁缝。
九门提督鄂克逊带十数亲兵回家路过鼓楼时，突遭“贼人”狙击，这伙“贼人”躲在街旁店面内先是火枪齐射，接着又投掷炸弹，然后执利刃冲出砍杀。鄂克逊身中两弹，当场被击毙，亲兵也死伤大半，只有两人拼死逃出。而“贼人”虽有损伤，但却相携逃窜。
洪承畴府邸突起大火，烟火升腾，一片大乱，其母连惊带吓，一命呜呼。
多罗贝勒尚善的家眷大车小辆赶出城时，在城外十里处突遭预埋的地雷袭击，亲眷死伤不少，更炸死其妻子。
固山贝子扩尔坤的家眷在城外三十里外遭到伏击，火枪、炸弹，然后是上百披甲执戈的“贼人”蜂拥而上，除了几个家丁奴才外，其家眷尽遭斩杀，财货被洗劫一空。
都统华善携家眷仓惶而逃，在路上却遭到了一股蒙古溃兵的攻击和劫掠，为首者却是巴林部贝子温春、台吉格勒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