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的设想虽然很好，但是情报工作真的是一个专业性很强，并讲究天赋的工作。几个少年搜集来的消息，大约都和日本人有关，却都是些隔江日本人统治权中，日本人军队中的小道消息。
虽然算得上是隐秘，但是与眼下黄道会的威胁并不相关。没有太多价值。倒是余生与夜无光在图书馆内翻看各种有关日本人的资料后，收获颇多。结合余生后世所知，对日本人的认知逐渐深了起来。
有时候回想这个民族的诸般历史和诸多细节，余生不由得掩卷苦笑。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对日本人有如此评判——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人的性格又不难理解。在近代之前，日本人大量学习中国文化，虽然日本人并不原样照搬，可是，日本人的性格中，仍有大量中国古文化的痕迹。
日本人注重等级观念，讲究男尊女卑，服从集体和强者，讲求道德与违背道德的“耻感”，懂得忍耐，懂得学习，并且极为认真……
如果仔细分析，便可知，这些特质由大多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但是，却又有所变异。儒家文化讲求的是“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
对一个人的要求是，在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
而鄙夷那些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的小人。并认为这种人并不能与周围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
而日本人对于一个人的要求，则变成了无论是不是同，但是一定要和！如果不同，则可以不和，可以拔刀相向！
这种干脆果决的处理方式，使得日本人成为一个君子和小人混同的，奇怪的矛盾体。
这样的要求就使得日本人在与别人不同，却又不能拔刀相向的时候，讲究一个“忍”字！而这一个人“忍”，便是刀悬于心，需要极强的精神力和意志力。所以，日本人对于精神意志的肯定与追求，远超过中国人！
这一点对于这个民族的敌人而言极为可怕。正因为这种极端的精神追求，所以，日本人会有剖腹自杀，会有武士道精神，会有忍者，会有丝毫不顾及自己与他人生命一去不回的神风突击队，会有二战战败后的“举国玉碎”，会有塞班岛一万多自杀的平民，会有日本老兵孤身奋战数十年而绝不投降！
这种对于精神的极端追求，到了极端处，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不择手段的哲理。对于自己的生命都不重视，又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价值观重视他人的生命？三十万人的大屠杀自然是理所当然……
反观之中国人，其传统文化中虽然也有杀身成仁的例子，但是，讲求的却是要活下去，讲求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的奋进与洗刷耻辱并不是依靠玉碎，而是依靠顽强的求存能力，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只要一息尚存，只要手中还有筹码，便总有翻本的机会，便总会反败为胜！
虽然并不容易比较，这两种相似而截然不同的性格，哪一种更有利于生存，更令人敬畏。但是，只就杀伤力和破坏力而言，日本人的这种性格显然要更强一些。
而日本本身国土面积的狭小与自然灾害的频发，又使得日本人对中国的领土自近代以来便垂涎不已。到如今已经成为日本人的执念。成为一种不但是物质追求，而且是精神追求的东西。而以日本人对执念追求的强烈程度，当然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自甲午战争开始，便是不死不休的敌人。直至一九三七年完全撕破脸……
余生在掩卷叹息时，又有些发愁。自己已经在每日上下班和外出时极为小心了，还是很明显的察觉到几次跟踪，甚至有一次，黄道会的人差点在大街上冒险出手。幸亏被他及时逃离。他虽然武功不错，但也并不认为自己能用身体对抗子弹。
而自己虽然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刺杀设想，无奈搜集到的情报太少，着实无法具体计划，只能在焦躁和防备中等待机会。而正在余生发愁的时候，青小艺推门而入。
自打青小艺上一次看到余生放在躺椅上的《霓裳续谱》，这种在闺阁中被划为禁书一类的书后，虽然尴尬害羞。但是两个人的关系好像是近了那么一层，说话时明显随意了许多，也不再客套疏远。
最近，每日晚间，青小艺必然会给余生送来一壶清茶。与余生说上两句，才会离开。余生也有些矛盾，青小艺的声音语调与叶轻语太过相似，如果只是说话闲聊，他完全无法拒绝。而这个女子毕竟不是心中那个已经逝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