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魏特琳考取伊利诺州大学师范专业，到了一九一九年，魏特琳应聘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随后，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进驻南京之前，魏特琳主持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便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而魏特琳本人，也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
此处，成为南京大屠杀时，中国女子和孩童的避难所。根据约翰马吉和约翰拉贝的回忆，魏特琳在金陵女大收容的中国女性，至少有一万名之多。而这些女性携带的孩童数量，还不计算在内。
不过，魏特琳似乎从未详细计算过自己曾经救助过多少人。她的日记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开始，知道一九四零年四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会写日记，而且，每个月都会将自己写的日记寄给美国好友。
直到汪伪政府，受到日本人指使，将脏水泼向魏特琳，魏特琳精神失常，返回美国为止。
一九四零年，汪伪政府掌握的《紫金山晚报》。刊登文章《真正的罪犯》，将话题引向魏特琳。文章中称：“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的慈悲女菩萨吧！明妮·魏特林其实是一个人贩子，一个出卖中国人的叛徒。我们必须揭露她，必须把献给日军的那些妇女和姑娘们的帐算在她头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将事实掐头去尾，混淆是非。真正的史实，其实就是后世电影《金陵十三钗》故事的原版。
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后，一九三七年平安夜，日本军队的一个高级军官对魏特琳明确表示：“我们要从一万名难民中挑选一百名妓女！”
如果魏特琳不答应，事情的后果显而易见，日本人并没有说要抓平民，只是要“挑选妓女”而已。一旦魏特琳拒绝，日本人便有了动手的借口，到时候，伤及的恐怕便不止一百人了。
毕竟，魏特琳只是一个女子，对日本人的威慑力并不强。据后世难民回忆，还曾经有日本士兵扇过魏特琳的耳光。魏特琳无奈下，只能答应：要求日本人：“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并且要让姑娘们自愿。”
“自愿”这两个字不只是说说而已。需要慷慨赴死的气概。如同电影中所演，在魏特琳向收留的这些中国女子传达了这个消息后，有二十一个曾经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中国女子站了出来。并被日本人的卡车拉走。
原本，这件事情只是魏特琳用各种方法，应付日本人各种要求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而已。但是，经过有心人去除因果的加工，就变了味道。金陵女大的实际负责人丹尼森夫人十分震怒。根本不听魏特琳的任何解释。
文章登报几天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随后，魏特琳便辞去了工作。数年艰辛付出，换来他人的误会与不解。心结难解下，魏特琳得了抑郁症。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四日，魏特琳返回美国治病。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四日，魏特琳在美国自杀。
魏特琳寄回美国的日记，直到后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在整理档案资料的时候，才在众多废弃资料中，找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随后，魏特琳的日记才收到人们重视。
到了后世九十年代，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图书管理员，才鉴于魏特琳日记所具有的、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将其制成缩微胶卷，公诸于众。
余生知道此事，但是，当年在上海滩时，其羽翼未丰，根本管不了什么。等到到了美国，羽翼渐丰时，魏特琳早已过世。在余生和青小艺前往日本，离开美国时，便已经对手下的人吩咐了下去，一定要拿到魏特琳日记的原稿。
至于出版所得，可以全部交给魏特琳在世的家人。经过几个月顺藤摸瓜的寻找后，余生终于获得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在翻译后，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同时上市。序言上只有魏特琳墓碑上的四个中文大字——金陵永生。
当然，在中国人遭受日本军队屠杀的时候，出头的日本人并不只约翰马吉、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三个人。正如后世之人评价——南京的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遭到彻底的屠杀，就是因为还有那么一二十个挺身而出的外国人。
虽然这些人即便离开，也不会有人责怪，因为他们对这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本就没有义务和责任。对这些中国人有义务和责任的人，身在千里之外。
所以，只要能留下帮助中国人的，都应该算是生性善良。正如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所写：“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战争考验人性，这些人应该算是至善之人。
对于这些有名或者无名之人，余生自然不能无动于衷。他从约翰马吉和约翰拉贝处，要来当年在南京曾经帮助过中国人的外国人名单，让手下的人逐一寻找回报。
并且，邀请这些人撰写回忆录。将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揭一个底朝天。
《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九百三十六证人言》三套书，在中国面世后，销售的极为火爆。毕竟这件事情太大，想忘也忘不掉。而且，这三套书，占着一个大义的名分。
即便没有华丽的辞藻，也必成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