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想方设法把瘫痪在海面上的五艘两栖战舰拖回釜山港的时候,志愿军地面部队开始大举入朝了。
大部队行动,别说欺骗美军的无人侦察机,连远在两百多公里外的e-8c都骗不了。
既然是将计就计,自然没有多少顾虑。
按照戚凯威的安排,志愿军工程兵在新义州、水丰、满浦与中江四地搭起了三十多座浮桥与舟桥,加上数座跨越鸭绿江的大桥,入朝通道总共开通了近四十条。跨过鸭绿江的不止是三个主力集团军的作战部队,还有大批原本应该在战役开始之后才渡过鸭绿江,专门为志愿军运送作战物资的后勤部队。
按照黄峙博的要求,后勤部队没有编入作战序列。
不是他不想支付高昂的人员津贴,而是没有必要让作战部队背上负担。所有后勤部队都由志愿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为此黄峙博专门任命了一名后勤司令。在作战行动时,后勤部队将与人民军一同行动,名义上互不隶属,实际上则借此控制了人民军,让人民军分担后勤保障任务。
这么做,主要就是减轻后勤保障负担。
如果完全由志愿军承担后勤保障任务,至少需要动员二十万官兵,才能为前线的八万将士提供充足的作战物资。现在不是六十多年前,中国不可能动员这么多兵力,也没有理由动员这么多兵力。充分利用人民军的“余热”,在非战斗岗位上发挥作用,志愿军才能把主力放在前线战场上。
只是,利用人民军,不仅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名义上,志愿军是出国作战,没有权力指挥人民军。虽然朝鲜当局形同虚设,最高领导人朴俊哲从平壤逃回来后,只在新义州呆了几天,便随同中国驻朝大使金诚焕去了沈阳,一直没有返回朝鲜,但是朝鲜政权仍然具有独立性与合法性,其行政中心就在新义州。黄峙博要想利用人民军,还得在政治上下功夫。
为此,傅秀波专门委派金诚焕为朝鲜事务全权代表,负责与朝鲜当局接洽。
志愿军主力部队渡江的时候,金诚焕把拟定好的政治与外交声明交给朴俊哲,让他在数个小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把人民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志愿军,由志愿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人民军武装力量统帅部,也就是人民军的最高军事决策与指挥机构,朝鲜政府仅保留人事任命权。
只有声明肯定不够,还需要做很多实际工作。
比如在此之前,黄峙博已经插手人民军的指挥机构,安插了大量军事顾问,甚至向人民军的基层部队派遣了军事顾问。在志愿军地面部队入朝后,这些原本隶属于总参谋部的军事顾问将编入志愿军的战斗序列。虽然名义上,人民军仍然由朝鲜军官指挥,但是实际上,志愿军军事顾问才是最高指挥官。
理清了指挥关系,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为了做到虚张声势,让联军认为志愿军的主力还在鸭绿江南岸,大部队过江后,所有后勤保障工作都交给了人民军,而志愿军的后勤部队随同主力部队活动,以便让主力部队看上去更加强大一些。
要知道,此时过江的只有主力部队的三分之一。
三个主力集团军中,已经有近六万名官兵渡过了鸭绿江,正利用人民军修筑的战略防御工事稳步向南推进。
如果联军发现渡江的不是八万人,而是区区两万多人,肯定会有所防范。
箭已离弦,不管戚凯威的伪装战术能否发挥作用,志愿军都将在大部队渡江后的第四个小时发动全面进攻。
与阿伦上将预测的一样,黄峙博把重点放在东线上,而且正是从盖马高原发起突击。
这个战术选择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到底该怎么打,不是由指挥官决定,而是由战场环境决定。
在很大的程度上,地形条件决定了地面战术。
朝鲜战场上,可供选择的反击方向只有三个,即西线、东线与中路。
从地形条件出发,西线肯定不是理想选择,因为平原地区更适合高度机械化的联军地面部队,也能使联军的制空权得到充分利用,对于缺乏空中掩护的志愿军来说,在平原上作战本身就是冒险。
如果只考虑敌我态势,中路是最佳选择。
问题是,如果从中路发起进攻,也就是从联军东西两线军团之间打开突破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迅速穿插的突击能力,二是足够多的兵力。只有迅速穿插,才能在联军堵住突破口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只有兵力充足,才能在打开突破口之后,扩大突击范围,在整条战线上向联军施压。可惜的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没有空中掩护,地面部队的突击速度肯定快不起来。在仅有三个主力集团军、而且只能投入三分之二兵力的情况下,要想全线进攻更加不可能。
剩下的,只有东线了。
由实际情况选择了主攻方向,剩下的战术选择就得看指挥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