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当时爱国学社刚刚成立，经费不足，遂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
而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曾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1903年2月，已经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的《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使《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
六月初，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宣布“本报大改良”，将报道“学界风潮”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言论更加激进；随后，苏报在《革命军》发表后，发表了章太炎的评论文章，盛赞其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六月二十日，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六月二十二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如果说苏报将革命声浪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力推崇邹容的《革命军》一书，那将***革命声浪推进到顶点的便是章太炎批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发表。而《苏报》的张扬和无所顾忌，早已引起了清廷统治者的震惊和仇视，最后的案发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谓盛极而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上海滩老牌大报《申报》都黯然失色。而辉煌的顶点，恰恰也是它的终点。
邹容刚从日本回国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意气相投，是比较熟悉的。而陈文强恰恰是因此而有所担心。因为《革命军》是伪名发表，外人不知作者为邹容，但章太炎等人却是知之甚详的。
而且，章太炎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那些著作，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
正因如此，陈文强便担心“章神经”大嘴巴一张，把邹容给说出来。嗯，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毕竟思维模式不同，陈文强断不会自投罗网或坐以待毙，而很多人却乐于舍生取义，希望得到生命亲证与道德承当的机会。
所以，陈文强不奢望在短短时间内便改变了邹容由来以久的思想，他要预先安排，使邹容暂时避开这场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日本的来信，则使他有了相对合理的借口。
“邹小弟，你不必过于担心。”为了使邹容能安心跟随自己去日本，陈文强开始半真半假地进行劝慰，“《苏报》报馆是在租界，满清想报复，哪有那么容易。工部局要维持他们国中之国的权威，不会完全听命于清廷。如果向满清政府妥协的话，就会破坏租界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在西方国家内部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邹容露出愤激的神情，咬了咬嘴唇，沉默不语。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却也希望租界能成为革命者的避风港，更希望满清王朝的绝对威权无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淫威。
“我要去日本走一趟，缺个翻译。”陈文强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邹容，“希望你能陪我，这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一种能救千万人的新药可能就此便会诞生。”
邹容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只是翻译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两个。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帮不上什么，在日本则不同。”陈文强继续劝说，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革命的危害。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激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黄兴，邹容，陶成章，廖仲恺，鲁迅等人，均于此年先后来到东京。
这一年对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是关键的一年，他们的活动中心都在东京，他们的政治领袖都在东京，他们的争夺的重点无疑也是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