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通长篇大论啊。
结合奏疏，刘暹能够听明白日本财政出了什么样的毛病——
首先，小鬼子手中没有足够多的真金白银。货币发行量则太过虚高。
第二，小鬼子的财政负担太大，八千万的旧藩债，还有不知道总数是多少的新藩债，日本一个小国实在伤不起。
第三，自己当年的破日之战打掉了日本政府的权威，这恰好给了西南藩出头之日，也让日本政局的不稳定更加加剧。而政治方面的不稳定对于一个东方式国家来说，经济肯定是大受影响。
第四，过高的货币发行使得民间通货膨胀，大量的金银外流，正币和纸币的兑换比例混乱，而且日本官营、民营的近现代工业发展不顺利。日本的关税不能自主，财政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英法美列强影响，纸币整顿极其困难。
最后，日本内战开打，物资交通不畅，对民间的惶恐情绪会更一步激化。至少东京政府治下的米骚问题就是个无解。
这种情况下日本的金融市场就有太多的可乘之机了。华夏银行和财政部用至少五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七百万左右的日本正币，来有心算无心的冲击一下日本政府的金融体系，的确很有胜算。虽然怎么去冲击，任凭卢纶解释，刘暹还是听的一知半解。
反正就是打压日圆本就不高的信用度。
刘暹很直接的期望成果。“只要能把日圆体系给崩溃了，这些银子全填进去，也是值得。”但他更清楚，如果日圆体系真的能给几百万两银子整崩溃了，财政部和华夏银行再从日本把投资收回来只是小菜一碟，轻轻松松的就能大赚一笔。
可是看日本之情况，思考现下之中国。
大秦成立两年多了，每年都是大笔大笔的银子向外面购入机械、物资等，虽然鸦、片贸易的禁止和对外贸易的急速发展，让中国对外出口的金额不仅没有因为战火而减小，反而一年比一年多。但进出口之逆差还是大的让人心惊！
换句话说，如今之中国也是在大量的对外流失金银。英法美德等国可不会收华元。
“日本之失亦我中国之失。大量金银外流，虽是迫不得已，但也让朕心惊。万幸我中华底蕴身后，金银在手，比之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但这金银外流终究是个祸患。两位都是我朝经济大家，是否有法解此难题？”
既然已经说到了这里，刘暹就也问出了这个让他头疼已久的难题。怎么才能在不影响工业建设的同时，也能保证金银不外流？
虽然大秦天天号召百姓商贾不要存备贵金属，但整个民间隐藏的财富，那才是一个真正地天文数字。现在可不是原时空的1949，整个中国都穷的叮当响。
如今之中国，民间还有无数的金银储存。
“皇上，老臣与卢大人对此事商议多次，略有心得，本打算琢磨清明了再禀报皇上，今日皇上既然圣口问及，老臣就道于皇上听。”
金银外流的事情不止大秦朝堂上对此事多有议论，就是民间很有很多人晓得。《大公报》年初时候就报道过，接连四期特刊，前后达半年有余。
因为这次报答，整个中国至少催发出了十份金融类、商业类报纸。多少年后，其中延绵后世的报纸未尝不比《大公报》来的弱。这都是后话了。
“老臣以为金银增殖之方略，施于内地大有不妥，宜专施之于海外。直输押汇，向予保护，以将海外金银吸收于我国。老臣以为可以由工商部牵头，通过华夏银行实施的海外押汇制度在吸收正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阎敬铭口述的话可不是他一个人能想出来得，这是群策群力的结果。阎敬铭认为可采取的措施就是，政府首先在国内以真金白银支出财政资金，贷给出口商作为其出口商品的担保，然后在回收出口商的货款时，将外币直接收归国库，增加国库的外币储备，并相应支付给出口商等额的华元。
但是要准确实施这种方案，内阁、工商部和华夏银行等相关部门，当在伦敦、纽约、里昂、汉堡等世界各大海港城市设立领事馆和相关机构，并且需要加强对国际货币汇兑事务的监管。完善外国押汇办理章程，进一步加强对外汇的管理。 此外，华夏银行还可以通过收买金银等硬通货来扩大金银和外汇储备。
最后就是华夏银行，应当发行一定金额的可兑换银行券，但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实施较强的兑换管制，使金银币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在银行进行兑换，却又不至于大量的外流。
刘暹拍着手大声叫好。阎敬铭口中之法还需要周全、完善，但的确是个妙招。外汇直归入国库，那就可以直接减少对外大额交易时的金银支出了。
阎敬铭和卢纶走了。刘暹脑子里还在想着刚才的问题。财政部和华夏银行对于日本经济战的策略搞的很中规中矩，却西方不亮东方亮，在解决国内金银外流问题上，想到了一个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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