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地说，刘旸对诸王并不是那么地忌惮，如今那些弟侄，可都是晚辈，不管是功勋卓著者，还算老成持重者，抑或是跋扈气盛者，都不具备挑战他的资格与实力。
乃至太和楼密会，也不甚要紧，即便诸王闹腾，在京城也不可能翻了天。同时，诸王眼下虽然“同仇敌忾”，但其利益诉求实则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有根本上的区别。
如早已封国的安东、饶乐、林邑，与才分封不久具备一定军政基础的安西、康居、北庭，以及南洋仍旧处于草创阶段，甚至是只占个名义连基础的征服工作都没完成的临海国，他们亟需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安西、安东乃至林邑国都算是饱汉子，不管朝廷对封国政策怎么调整，只要不直接从他们身上割肉，对他们影响都不会太大，凭借着同根同源的身份，以及世祖皇帝划下的政策优待基础，他们有的是办法从国家获得好处，只是改变一番吃相罢了。除非朝廷不顾忌影响，撕破脸皮，彻底断绝了关系，否则永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近地诸侯国寄生帝国吸血的情况。
如饶乐、康居、北庭三国，则是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他们都有朝廷长达十数年的经营积累，具备封国的基础。
虽然他们本能希望继续获得朝廷的输血支持，希望从帝国讨得好处，但朝廷真断了供，还是能过下去的，倘若真有生死颠覆之危机，朝廷总不会坐视不理的。
何况，早在世祖皇帝统治末期，就已经在做类似减省朝廷输耗的调整了，这也并不是很难以理解。如安西、安东就早在做自我调整了，魏王刘旻在安西掀起的灭教与营所制改革就是为了应对朝廷政策改更。
相比之下，还是新封的南洋诸国，更无法接受吕端那番倡议，远涉重洋，天堑般的阻隔，如果要从封国上减省国力损耗，首先便是南洋战事。
到雍熙元年，南洋战争已经彻底成为大汉在对外扩张上的包袱，数万海陆大军，在数千里外的蛮夷荒岛上进行灭国之战。
如此开历史之先河的壮举，也意味着无法想象的、难以承受的代价，那就是继安西之后，帝国庞大躯体上又一汩汩冒血的出血点。
说起来，开宝时代于大汉帝国而言，就是一个大扩张时代，在世祖皇帝为核心的帝国朝廷推动下，无数大汉儿郎披坚执锐，向四海八方进行征服活动。
而从结果来看，大部分是亏损的，尤其是安西地区，流血十万家！吐蕃与西南地区，由于土司制的推进落实，已经在现实条件下极大地节省朝廷财政支出，基本上是中枢与剑南道一家出一半，就足以维持局面了；
山阳、漠北方向则是中原帝国对北方边防的固定投入，这一块是省不了的，同时随着漠南畜牧业的持续开发，对漠北契丹的影响加深，朝廷在北边也已能看到来钱。
毕竟，来自草原地带的牛羊马驼等牲畜在大汉是十分受欢迎的，尤其是羊肉，上至达官显贵，下及贩夫走卒，都格外钟爱，而羊毛则未大汉蓬勃发展的毛纺织业提供着丰厚而稳定的原材料……
东北地区，则有开宝北伐的大笔余泽，当年为灭辽国，朝廷准备了海量的军事资源，几乎空竭国力，到安东建国都还享受着那份遗泽。更为重要的，是安东有一个性格坚韧且放得下身段在那苦寒之地苦心经营二十载的秦王，在其努力之下，安东国对朝廷的依赖性在这些年实则大大减少，当然能从朝廷获得好处那还是得拼命争取的。
相比之下，别看海外贸易兴起三十年了，“下南洋”的口号也喊了十几年，但在南洋的经营上，朝廷始终是矜持而谨慎的。
诚然，海军远航，攻取良平岛……朝廷也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但无法忽视的一点，在海外拓殖上，中原帝国实在是一个新手，一直到前些年世祖皇帝决定南洋封国，才开始不计代价投资。
南洋战争虽然整体顺利，但到如今，大汉对于南洋三岛也只是处在一种勉强控制、基本统治的状态。比起安西三国，南洋封国实在难谈底蕴，世祖皇帝驾崩前的分封诏书，也基本停留于诏文。
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要撤了，不玩了，要召还南洋大军，南洋的诸侯王们如何能够接受！虽然态度与形式上依旧会保证世祖皇帝诏命的执行，但打折扣的执行，与不折不扣之间，实在有莫大的差距，关键一点，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如何保证封国的正常建立与运转。
最悲催的当然是临海王刘文海了，他的临海国才真正停留于口头上，毕竟缅甸地区也是有主的，那蒲甘国也还处于一个上升期。而刘文海，除了世祖皇帝的封国诏书，以及在云南训练的三千甲兵，什么都没有，即便刘文海自负才情，也没狂妄到凭那三千甲士就能横扫蒲甘、直通等缅甸大小邦国的地步。
当然，继承晋王遗泽后，刘文海的实力是成倍的增长，当年随刘晞驻吐蕃的三千近卫，也被赐给刘文海了，以及刘晞几十年积累的人物力资源，凭着这些，足够刘文海在缅甸兴风作浪。
但若要提高成功率，还是需要朝廷坚定而充足的支持，因此，比起其他诸王，临海王刘文海才是对吕端之议最为不满的，当然，也更容易满足。
也正因为诸王之别，易于分化，皇帝刘旸方能稳如泰山，从容应对。然而今夜慕容德丰的进言，还是带给了他一些新的思考，初登帝业，大权在握，难免得意，让他在某些事务的决策上，少了警惕，甚至忽略主次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