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曾经那些被世祖皇帝用以制衡勋贵阶级的庶族官僚、寒门将领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早已成为一种新“权贵”，形成了一种新的传承关系。
毕竟，在官本位的帝国，出仕为贵，而一旦为贵，便实现了身份的转变、阶级的跃升，想让统治阶级的权贵们与被剥削的黎庶阶级和谐融洽相处，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
能够做到的，就足以夸他是一个“有节操、有德行”的好官了，这也只是部分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罢了。而不管是世祖皇帝还是太宗皇帝，他们所谓的制衡，只不过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了一批“新贵”罢了，与整个帝国的阶级矛盾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了，由世祖、太宗完善的学政、考举制度，保证给予庶民基本的上升渠道与机会，这就已经是其进步性了。
另一方面，掌握帝国核心话语权的功臣勋贵集团，他们的传承维系基本都以血脉为纽带，这是爵禄条制就规定了的，也是勋贵来源与传承的基本特征。
相比之下，“新贵”们在政治传承上，就要显得广泛多了，血脉、亲戚关系，依旧是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但并不局限于此，师生、同学、同僚、同志乃至同乡，这些都可以成为一派政治势力传承发扬的脉络。
在广泛性与包容性上，这部分“新贵”们显然是要优于传统勋贵们，毕竟总体的人才基数就天差地别，这也是他们能够与功臣老贵们抗衡的根本原因，并且，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区间来看，老贵与“新贵”之间，必将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些涉及到帝国统治阶级的问题，一些深层次阶级矛盾，作为皇帝的刘文济，显然是有所察觉，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而刘文济采取的解决或者说缓和办法，就是那个同样透着调合意味的中央、地方两级吏政学校制度的尝试与发展了。
......
銮驾在抵达东京之后，皇帝刘文济首先发了一道恩旨，追赠前宰臣、计相向敏中，厚赏其子孙，以六品散官荫其二子。老相向敏中，就在今年夏四月时，病逝于开封城内的府中。
起初得知丧报时，刘文济依旧已经表现出惋惜之情，遣人赴丧吊唁，此番只是在之前的慰赐基础上追加恩赏罢了，除了实惠之外，向敏中还被追赠为尚书令。
实际上，向敏中之事，对刘文济而言，可以说只是一种旅至开封时改换心情的调剂，在处理完其事的一点小尾巴后，他将迎来一件大事，一件于大汉帝国历史而言都意义重大的事。
仲夏之末的开封城，不只迎来了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同时还迎来了一批四海八方的客人——分布于海内外的大汉帝国封王们。
楚王刘曙、越王刘晗、饶乐王刘昕、九江王刘晅、安东王刘文渊、安西王刘文泽、康居王刘文潜、北廷王刘文共、临海王刘文海、北齐王刘文瀚（齐王刘昀薨于端拱三年）、北鲁王刘文浚（鲁王刘暧长子，刘暧薨于建隆元年）、南梁王刘文浣、西雍王刘堪（前雍王刘淳之子）、勾吴王刘文渝，连同燕王刘昭、许昌王刘曜在内，一共十六，已然会聚于开封城。
还有一个安南王刘继丹，因其年少（不足十五），不堪大事，王太后遣其长兄刘继元作为代表北上，参与此次大会。当然事实上则是，安南王室上层斗争激烈，王太后刘娥不敢擅离，更不敢让她最重要的一张牌“安南王刘继丹”离开交州......
一十六王，基本与世祖皇帝最初分封子侄、宰割天下的构想相合，也是分割中、东方世界的大宗小国之代表，而这些人集中在一起，说他们能够掀翻整个世界都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