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南洋地区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业阶级实力、势力的不断增涨，终将对南洋封国的统治格局造成冲击。
但在当下，他们还不够格，还需要积累，这个时代还是由封建王权为代表的权贵说了算。甚至于，在南洋诸国，儒学家与佛教徒们，其地位都要比种植园主与商人要高。
尤其是前者，这是汉文明在南洋地区传播、汉人征服广阔洲陆最根本的保障与力量的源泉，没有任何一个封国不重视。从开宝时期第一座儒学馆在良平岛建立起来之后，几十年间，大大小小的儒学馆校就如雨后春笋般在南洋地区冒头，规模虽有大小，但儒家的经典教义，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传播而来，浸润这片广阔天地。
当然，传播到南洋的儒家教义，显然是有失传统的，在帝国本土的儒家学派中，包括那些新兴的地方学派，都对南洋的儒门大加鄙薄，因为荒蛮之地难出良儒，也因南洋儒学越发明显的跑偏，乃至魔改......
断章取义、篡改经典、辱没圣贤，是帝国传统儒门对南洋儒学的强烈抨击与指责，其中扩张性的、有失仁道的东西太多了，甚至连铜臭商贾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入教义宣传之中，这如何不让传统派们痛心疾首。
但本土非议再多，却并不影响诸国对南洋儒学的支持乃至推崇，毕竟，也不见大陆那边骂得狠的儒学者们南来纠正。
何况，诞生于大陆的儒学，到了环境迥异的南洋，有所改变，也是适时应景的事情。而南洋儒学，除了与大陆儒门的格格不入之外，在南洋当地，尤其在诸国之间，也有相当的分歧，几十年间，也碰撞出了不少思想的火花......
但不论如何，在各大封国与帝国中枢呈离心趋势的同时，南洋汉族在文化上虽然与帝国本土一脉相承，但在发展上也已经偏离，在建隆时代，已然格外明显了。
朝晖城内，就是一座大儒学馆，那是吴国的官学，学生足有三百多人，都是权贵、豪商子弟以及归化土着酋长、首领的质子，每名学生，都是吴国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
在城外的聚居区，同样有不少依托于儒学馆发展起来的汉学校、书馆、私塾，这些才是汉文化传播的基层力量，同样得到了王国从政策、经费上的扶持。
并且，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入学的，知识、学问与文明的光辉，可不是廉价的东西。除了很多汉族移民都舍不得投资子孙的昂贵学费之外，还有身份上的区别对待，但是，几十年下来，依旧有不少当地土着，发现了这条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砸锅卖铁也要学得汉族的先进文化。
这样的例子，在吴国内已经有一些了，一些聪明的即便在渤泥时代都属于贱民的土着，他们通过无限向汉人靠拢，靠着对汉文化的学习、熟悉，成功脱离了原本的奴隶阶级，成为依附团结于王国体制的上等土着，也是王国加深对原住民管理控制的重要触手。
与南洋儒学相对的，便是佛教的发展了，这一点同样出彩，甚至比儒学还要好，显然，南洋地区的原住民们在信仰上，也需要更先进的神明来抚慰乃至救赎他们。
因此，在朝晖城外，最显眼的建筑，不是港口、街市、楼舍，而是那条通往城池道路间泛着金光的寺庙——珈蓝寺。只要天晴的时候，总能看见旺盛香火，袅袅升起，佛音阵阵间，进香稽首的土着，比汉人都要多，而佛教对王国统治的积极作用，也比帝国本土要明显得多。
朝晖是一座商业港城，外港的码头可供吃水2丈深的大船停泊，优良的水文条件，也就花费大代价修筑、保养的港口设施，也吸引了大量客商船前来。
当然，除了依托港口之利的贸易商业之外，朝晖城的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还是落到农渔业、盐业以及小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