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十五年冬，皇太后萧氏病逝于洛阳岳桦宫，享年八十。皇帝刘文济正处泰山封禅归途，噩耗东传，闻之痛哭，乃至惊厥，行营震动。
对萧太后之崩，刘文济除了悲恸难抑，另有难言之愧疚，问题还是出在封禅之事上，萧太后此前是明确反对他行此大典的。
基于此，刘文济很难不往“太后是否被他气死”的方面去联想，哪怕只是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足以让刘文济追悔莫及。
同时，四十年后再临泰山，以皇帝之尊，藉文德武功，祭告天地神只、祖宗英灵，本该是志得意满，豪情荣耀，然在事实体验上，并不是太好。
屹立泰山之巅的世祖功德碑，于刘文济而言，比泰山本身更加威严肃穆，更让人感到卑微。刘文济的内心还是其骄傲一面的，站在碑下时，也难免有自惭形秽之感......
因此，封禅大典虽然最终如期顺利进行并落幕，但在登临泰山之巅的那一刻，刘文济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悔意的。萧太后之死，则加剧了这种愧疚，甚至生出“万方之罪，加诸朕躬”的心理。
回到洛阳刘文济，为萧太后举行了一场堪称轰动的国丧，规模之盛，远胜当年慕容太后崩逝之时，让内阁大学士朱祺为其立传，述其睿智、坚贞、端重、贤明，同时加尊号孝章明皇后。
萧太后一生，对刘文济的成长成就有诸多助力，尤其在一些关键事务上的关键建言。其崩逝，也是对刘文济的最后一次提醒，并且作用很大。
至少从建隆十五年封禅之后，刘文济收起了他那些难以抑制的志得意满，以及矜功伐能的行为，一直到其驾崩。
建隆十六年四月，枢密使曹玮以疾薨。老国公、枢密使杨延朗，于建隆十三年薨于府，曹玮则以克定西南之功，还朝之后，顺理成章地晋位枢密使。
曹玮死后，皇帝以殿前司都虞侯折惟昌继任，又升擢董从俨、萧惠两个灭金统帅为枢密副使，重新建立大汉帝国的军令管理系统。
但是，这样的安排，也导致军令系统内的矛盾加深，曹玮也就罢了，有西南之功的弥补，论什么方面，他当枢密使都没人能挑战。但折惟昌的话，虽然同出名门，但董从俨可不甚服气。就一点，西南之功与漠北之功，孰重？
从曹玮开始，帝国又一轮高层变动的阀门仿佛打开了。十六年秋，宰臣、兵部尚书曹利用罢相，他这个宰相，只当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曹利用罢相的原因，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恃宠生娇。而作为刘文济潜邸心腹，从龙重臣，他也有生骄的资本。这是贯穿他中枢生涯的表现，只不过，在各种时期表现程度不一罢了。
而一旦失了分寸，没了边际，就容易变“宠”为“怒”，惹来祸事。早在拜相之前，曹利用便经常吹嘘彰显自己与皇帝的亲厚关系，吃点酒就喜欢拿当年潜邸之时的“小故事”来分享。
等到泰山封禅成功，自诩又为皇帝实现了一桩功德，更加志骄意怠，忘乎所以。兴致起来之时，君前失仪也就罢了，但他喜欢自矜其功，尤其是“封禅之功”，就越发让刘文济厌烦了......
曹利用是幸运的，如果是封禅之前那段时间的刘文济，以其心理状态，面对这种情况，能不能活命都要打个问号。所幸，刘文济最终还是顾念几十年的君臣之情，给他留了一份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