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情况，也就导致沿海私盐泛滥。最初打这项主意的，乃是勾吴国（世祖七子刘晖后裔，加里曼丹北部），他们有晒盐的传统，盐与香料，也是吴国与帝国本土贸易往来的主要货物。
后来，北鲁国（世祖八子刘暧之后，封国在北菲律宾）也参与了进来，有这两个封国在背后策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的增大，给帝国东南盐市，造成了严重冲击。
包拯在担任东南转运使期间，察此情，深入了解之后，甚是忧虑，上了一道奏章，将过去有些装聋作哑的朝廷给惊醒了。然后，在时任尚书令曹伦、财政使王士廪的支持下，推动“外盐入关”。
曹伦，乃曹彬之孙，曹玮长兄曹璨次子，曹氏在建隆、正统二朝，可谓显贵。按照“原则”，范仲淹罢相之后，当以勋贵之后秉政，而曹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除了本身具备一定能力之外，也跟宫中有个姓曹的皇后有关.
曹伦上位，即便是正统皇帝刘维箴的潜邸心腹，王士廪也不得不把吏部尚书的职位让出来。当然，刘维箴也没有亏待他，改主财政司，权势依旧。
而随着财政司盐铁政策调整，来自以吴、鲁二国为主的海外食盐，得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几大海关，堂而皇之地进入帝国本土市场。
当然了，在盐铁司外事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同时，比起沿海走私，风险更小，规模更大。虽然因为产量、质量的缘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但是价格便宜啊。
外盐的输入，实则也是对帝国根深蒂固的“盐贵”、“盐商”、“盐帮”势力的一种冲击。同时，市面上供应多了，盐价也迎来三十年间第一次下降。
正统二十一年的上海盐价，斗盐仅71文，这水平，都快赶得上世祖开宝时期“盐改”上涨后的价格了。而上海盐价最高的时候，曾一度攀至斗盐108文，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士民的生产生活。
然而，由于资源的集中，上海从来不少物资，这也能反应出，帝国其他城市的民生状况了。最显著的，便是两京了，若非朝廷顾及脸面，极力压制与调控，物价早就失控了。
而那些中央监管不力抑或影响力不足的地方，情况就要严重地多，因为天灾人祸，出现的骚动与民乱事件难以计数。
事实上，以汉帝国这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国内人口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固然是根本，但若没有海外资源的弥补支持，也早就玩不下去了。
以南洋海盐的输入为例，且不管利益链条上的斗争与分配，对于普通士民百姓来说，从盐价的下调上，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当然，即便“吴盐”、“鲁盐”乃至“雍盐”、“越盐”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帝国市场，但沿海通江的私盐依旧猖獗，总少不了那些顺带着把盐拉回本土的商船，抑或是一些见不得光的“脏盐”，最终的去向，也是帝国州县乡镇。
南洋封国的产盐，可不会管购盐者何人，有钱即卖，而帝国的底层，从来不少冒险搏命的盐枭，也不缺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钻山村，下乡野，售卖私盐的行商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