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子挽留一二，那也是常规操作了，谢迁去意已决，自然是还会不断的请辞的。
“不允~”
弘治皇帝丢下一句话就直接退朝了。
尚书房内，弘治皇帝也是再次挽留谢迁，但谢迁依然是去意已决，无心继续留下去了。
没办法，谢迁好歹也是内阁大臣，也是要脸面的，你弘治皇帝微服私访，三个阁老带了两个，就是不带自己，这不是让自己难堪嘛。
朝野上下知道了，自己还怎么去当这个内阁大臣？
接下来的几天，谢迁接连不断的上书请辞，弘治皇帝也是挽留再三，一连挽留了六次之后，见谢迁去意已决，也是最终不得不同意谢迁回乡养老。
当然，弘治皇帝对谢迁也是极为优待。
首先就是赏赐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珍珠翡翠、锦缎布匹之类的东西给谢迁，这是保证他能够有足够的钱物好好养。
接着对谢迁进行了加封，封一个伯爵，当然并不是世袭罔替的那种，这个伯爵是无法继承的，他一死的话就会收回来，儿子没办法继承，并不是铁饭碗，一般都是赏赐给重要文臣大佬的，像刘健也是封了一个伯爵。
同时又加封了少傅兼太子太傅，这差不多跟后世的官员一样，退休养老的时候再提高一个级别。
最后弘治皇帝还提拔了谢迁的儿子谢正，以表示自己的隆恩。
当然了这些都是小事了，随着弘治皇帝同意谢迁归乡养老，朝中大臣们的话题瞬间又回到了该推荐谁入阁的事情上来。
内阁大臣，在明初的时候并无多少实权，但到了明中期之后，内阁大臣就是真正手握大权的重臣了。
内阁大臣的职权大致上有票拟批答之权、草拟诏敕与封驳之权、顾问咨询与劝谏之职、会议决策、会审、经筳进讲之职。
所谓票拟批答即对各衙门、臣僚进献的奏章，草拟答复或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决策。从票拟职权的初设看来，内阁只是秘书机构。
然而，随着仁宗、宣宗时，内阁票拟制度被明确固定下来，票拟成为内阁参与行政决策的重要手段。
由于皇帝决策前，必须经过内阁的票拟，草拟政策处理意见，在皇权和司礼监权利较受限制的时期，重要的决策主要由内阁票拟决定。
票拟大约经历了“同宣协恭”、首辅专票、分票三个时期。
早期，众阁臣商讨拟票，交由皇帝斟酌，若意见不合，则发还改票，多时可至五改，形成皇帝与众阁臣之间的政治协商。
简单来说，内阁大臣虽然是天子的秘书，但拥有的权力很大，甚至于可以驳回天子的意见，很多事情，如果内阁大臣不同意，天子都没办法，只能够和内阁大臣们商量着来，互相妥协一番。
草拟诏敕与封驳，诏敕的拟订初由翰林院执行。内阁制度完备后，翰林院与内阁分置，诏敕的拟订专由内阁。
所谓封驳，即如果阁臣认为皇帝的谕旨不妥，或者是太监假传圣旨，可以封还不受，或拒绝草拟，由于诏敕需由内阁出，这就意味着皇帝的意志无法向下传达，也就不可能予以贯彻执行。
顾问咨询、劝谏之职，大约分为两种，一是召对顾问、咨询；二是密疏进言。
对于密疏进言者，有专印，加盖即专呈皇帝，一般必有答复。由于一般的奏章，都需传抄邸报，发于诸大臣知道，而密疏则可以留中不发。
密疏就给了进言的大臣以极大的发言权，使其能够言他人所不能言，极大拉近了皇帝与密疏进言者的关系，因此密疏进言是一种极大的特权，也屡遭人诟病。
会议决策与会审之职，内阁权力由内廷转向外廷的一种体现。
内阁会议由内阁、六部、六科、九卿等共同参与，定期商讨日常重大事务的决策，其建于内阁建立之初。
由于政务“必下内阁而后行”，内阁的日常行政权力由此得到巩固，简单来说，则朝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内阁不仅仅参与其中，而且还是内阁大臣们起决策审议的作用。
经筵，即为皇帝讲解治国、施政、立身、正心之道，每月三次。另有日讲。
这个职权就不算重要了，特别是这经常讲来讲去的，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不过这等于是时常陪伴天子左右，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够给天子讲一讲治国之道，那也是获得提拔的大好机会，翰林院的人为什么提拔快。
还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天子的近臣，天天在天子面前晃来晃去的，表示好一些，提拔就跟坐火箭一样。
从内阁大臣所拥有的主动职权来看，这内阁大臣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自然而然，这做官都想要成为内阁阁老，大权在握，位极人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