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出现折色税收，主要是减轻行政压力，同时减轻仓储压力，允许把粮赋换算成银两、布匹上交。但规模不大，因为银子不是流通货币，那个时候的货币叫大明宝钞。
直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之后，折色成为主流，本色变成辅助。
费纯说道：“我朝本色、折色并行，是因流通钱币不够，许多山民甚至没见过钱。如今每年铸造银币、铜币无数，从南洋、朝鲜、日本都流入大量铜银，民间已经不缺钱了。因此臣建议，在金陵府和赣、浙、苏、徽、闽、粤、湘、鄂，全面取消本色纳税，今后都改为银元、铜钱交税。至于其他省份，可以慢慢来，预计十年之内逐步完成。”
赵瀚问道：“大同银行的钱粮兑换业务也取消吗？”
费纯说道：“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农民必遭盘剥。但也须裁撤，只保留一部分，每县留一处钱粮兑换点。陛下，以前是没有办法，今后却能完全用钱了。钱粮行太多，俸禄开支极大，每到纳粮时节还得雇人，粮食转运也会产生极大消耗。”
吴应箕也说道：“陛下，过税同样如此，必须禁止本色征收，否则每年的消耗实在太大。”
大同朝廷的商税，基本延续大明税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
住税有门摊税、落地税、契税、酒醋税、塌房税等等，由地方衙门收取，不会上交到中央，可以理解为地税。
过税有关税、抽分税等等，需要递解到中央。
钞关收取商税时，根据实际情况，有三十抽一、十五抽一、十抽一等多种不同税率。商贾资金周转不开时，还真拿货物让你抽，直接用布匹、木材等商品来交税。
这导致各地钞关，都有自己的库房，专门用来堆放抽取的货物——这种也叫本色。
明代的皇帝和中枢，就曾反复争抢过税，最后嘉靖皇帝拍板：折色银两归朝廷，用于边疆军费开支；正色物资归皇室所有，皇帝用来赏赐大臣（也方便皇家修园子）。
吴应箕说道：“取消钞关本色，钞关吏员可减少三分之一，雇员（临时工）可减少一大半，还能降低仓储、转运时的损耗。”
赵瀚点头说：“这是应有之举，今后不论海港钞关，还是内河钞关，都只收银元和铜钱，尽量精简钞关的人手。”
吴应箕又说：“内陆钞关，应全部征收船料钞，可大大提升过关速度，且还能继续减少钞关吏员。”
船料钞，就是按商船的吨位收税，不再去管船上是哪种货物。
这种征税方式，布匹、香料、珠宝等商品占便宜，煤炭、木材等笨重商品就更吃亏。
等于商船经过内陆钞关时，只收过路费，跟商品种类和轻重无关，钞关直接变成内陆收费站。
大型钞关都在内河上，也有小型许多陆路钞关，设在崇山峻岭的官道上。朝廷要疏浚河道、维护官道，收点过路费很合理。
统一征收过路费，可提高收税效率、减少行政开支、利于商品流通。赵瀚与三位阁臣详细讨论，同意了钞关只收过路费的建议。
至于商品税，沿用明代制度。
明代是这样收商品税的，商贾贩运商品，必须拿到营业许可证，还要注明经营范围和贩运地点。然后缴纳手续费，申请商品关券（路引），持关券贩运到目的地。到了地方，不能直接出售，须将商品存入官店报税，还要检查所运商品是否跟关券一致，交税获得票据之后，才能获准进入市场。
没有关券，就属于走私行为！
吴应箕又说：“自前明万历年始，乡村小商小贩，进城卖菜卖鸡，都要在城门口被征税。崇祯年间，各类商税皆涨五分之一，附加的商品苛税数不胜数。陛下虽然取缔苛捐杂税，但一些偏远地方还在收取。请陛下再颁圣旨，大告天下，升斗小民贩卖些许货物不必纳税。”
“还有地方官在收前明的苛捐杂税？”赵瀚对此非常惊讶且愤怒。
吴应箕说道：“这种现象，在川北、川南极为严重，是廉政巡视员发现的。因为主要涉及商税，便将实情转告相关衙门，并未惊动陛下。”
赵瀚怒道：“即刻拟旨，将各类正税都列出来，其余全部划定为苛捐杂税。谁敢违规收取，就属贪赃枉法！”
这种情况，当年也把朱元璋气得不行，地方官竟对进城卖枣的小民都收税。
当然，赵瀚没有朱元璋那么有良心。婚丧嫁娶之物，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朱元璋是不征商品税的，在赵瀚这里全部都要征税。
六人足足商量了一天，终于大致确定税制改革方案，至于细节还要继续补充讨论。
工商税、过路费、经营税，这些都进行统一确认，为振兴商业扫除最后的障碍。
大同银行的钱粮兑换业务，也从两三个镇就有，缩减到每县一个办事点。
国税和地税也再次细分，减少了农业税的地方存留，增加了农业税递解中央的比例。设置地方常平仓，不再是地方官的事情，大同银行在各县的钱粮兑换办事点，就相当于国家建立的常平仓。
这次调整银行钱粮兑换业务，肯定能揪住不少粮耗子，估计够得上砍头的都有。
税制调整之后，财政特别困难的地区，比如穷困大山什么的，省级政府要进行财政支持，免得今后连官吏俸禄都发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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