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前，你买铁甲舰，除了英国外，整个地球上你找不到别的卖家。
21世纪初期美国也不可能垄断全球顶尖军火吧，还有个俄罗斯。
真真正正的日不落帝国。
但正是这个日不落帝国是对满清地区的鸦片大卖家！
然而鸦片是不折不扣的毒品，不仅上瘾而且让白银外流严重。
但问题是在英国本身，鸦片在那个时代都不认为是毒品！
直到190（1）7年，英国才立法禁止鸦片，在此之前，一样在他自己国内泛滥成灾。
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作者设定的福尔摩斯大约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人，但这个主角一样抽鸦片上瘾，而且书里还有对伦敦鸦片馆的描写。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议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人为了利益鼓吹对满清开战，有人则为了道德反对开战。
反对战争派托利党人格兰斯顿作了如下演说：
“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在这场利益和道德的对决中，但托利党的反战决议案只以五票之差被否决。
但反战派着眼点不是鸦片是毒品，而是鸦片贸易是没有经过满清政府允许的走私行为！
违反道德的是走私哦。
满清固然受到鸦片毒害，但放眼全球，除了雷死人的满清，还没有哪个国家居然会被一种麻醉品毒死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满清贫富差距极大，200万不劳而获的缙绅压着几亿贫民，而抽鸦片必须要有钱有闲，但满清的体制恰恰是这样上层人不劳而获，却还占据着官、军队、吏等国家重要地位，连满清皇族都躲到僧尼庙里抽鸦片（佛教真伟大）。
这等于满清这个寄生在中华体内的蛔虫本身直接吸毒，毒害能不大吗？
而且可笑的是，满清里也有清醒的蛔虫，他们认为以现在的吏治以及满清对英国的力量对比，根本没法禁绝鸦片，应该开禁，并征收重关税，富国强军以图再战。
但主张严禁鸦片的是什么人？
不是道学先生，那种人只是满清豢养的小狗，纪晓岚那样乾隆钦赐的称呼，这群人其实除了当应声虫之外没有力量。
有力量主张严禁鸦片的全是能从鸦片走私中得到好处的封疆大吏和八旗绿营！
想想看，如果鸦片合法了，谁还给你贿赂让你装看不见走私？
只有明禁暗不禁，鸦片这种上层人人爱的好东西，才能带来银子填满某些大人物的财库！
而这些人不仅有权、有影响力，更可以拿出儒家道德大棒肆意狠揍“解禁派。”
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谓的“鸦片”战争发生了，鸦片合法了。
中毒的不是全中华，而是中华寄生虫——蛔虫大人们。
这也是为何英国一样饱受鸦片毒害，但对社会没有产生剧烈的不良影响，因为人家全国不是不劳而获的，人家要靠打仗要靠造船要靠努力工作来赚取报酬实现自我，和那些不劳而获的蛔虫精英阶层是不一样的。
沉吟良久，赵阔说道：“我处理的那些鸦片商也是满清看门狗的一员，想必各位也知道，在满清做鸦片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连官府索贿你都应付不了。我承认鸦片的合法性，但是我会指定我合法的商人负责这些生意。我会征收合适的进口关税，并打击和洋烟竞争的非法劣等土烟，保证大英帝国和各位的贸易利益。一句话，这种商品，我认为是战略物资，必须国家负责。我保证你们永远不会有走私的道德困扰，永远不会有除了正常关税和税收之外的贪腐困扰。让我们建设一个自由贸易的新远东吧。”
说着他指着末座的钟家良，大声道：“钟先生想必各位都认识，他将是我指定的鸦片批发商其中的一员，现在他在惠州三家鸦片馆我已经签发了许可令，他将受到法律和军队保护，进口和交易他需要的商品。让我们为远东第一位合法鸦片商鼓掌。”
张着嘴的钟家良梦游一样，在赵阔和洋人们的掌声中站起，他听到了赵阔那些话，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思考了，他像一根木头般睁着眼张着嘴一直在那里矗着，直到会谈结束。
“如果后世有粪青的话，去骂马建忠好了。”赵阔看着钟家良咬着牙冷笑。
但这个平行世界里，赵阔的后世没有粪青这个物种，这个物种的土壤是自卑和愚昧。被赵阔改变历史的后世小孩根本不知道自卑是何物，当然，他们同情愚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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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在英国——以下为引用
一、英国人在向外输出鸦片的同时，英国本土的鸦片也泛滥成灾。马丁#8226布思（martinbooth）的鸦片史(opium－ahistory)一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家曾经如何误用鸦片∶18、19世纪的西方医学家仍普遍师从古希腊医生的看法，把鸦片当作医治百病的“万应灵葯”取代较为野蛮的杯吸法、放血法和医蛭法。当时医生的主要弁u是抑制病痛，而非治愈疾病，在这种医疗条件下，鸦片的麻醉性与镇静性当然大有用武之地。“纵观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西欧和美国被广泛地应用，就像今天的阿司匹林或扑热息痛一样在1831－1895年间，英国国内鸦片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p。65）除了进口鸦片，英国医学协会还设立奖章推动国产鸦片的培育。英国政府一方面把吗啡含量为4%－6%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另一方面又进口吗啡含量高达10%－13%的土耳其鸦片用于制葯业；英国人一方面认为因享乐而吸鸦片是“独特的东方习俗”另一方面却以治病的名义毫无顾忌地把鸦片酊灌进自己的肚子里。
英国沼泽区的人民尤其依赖鸦片，用以减轻农业劳动的单调与繁重，以及沼泽地气候引发的疟疾、热症、风湿、神经痛和肌肉痛。除此以外，鸦片还被配制成“多弗粉”（dove’spowder）、“哥罗丁”（chlorodyne）之类的专卖葯，患者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从葯剂师、杂货店、书店、甚至流动小贩那里买来自我治疗。在“鸦片无害”的假定意识下，一般人都把“葯物上瘾”当作是解脱病痛的代价来接受。最可怕的是市场上品种繁多的“婴儿保静剂”为了减轻育儿的负担，贫民窟的母亲、保姆、甚至育婴堂都会给孩子喂食这种罂粟果茶，可以想象的，服用这类糖浆的儿童通常肤色灰白、营养不良，陷于比他们的父辈更悲惨的境遇。下流社会的妓女、酒鬼用鸦片鬼混、代替酒精；上流社会的贵族、学者用鸦片享乐、激发灵感；身为国王的乔治三世嗜食鸦片，导致疯狂，即位的乔治四世同样具有鸦片瘾（参flowersintheblood，转引自周宁，2004，p。206）。鸦片在英伦三岛曾经如此普及，以至于布思认为“每一个英国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一段时期都服用过鸦片”（p。74）“对于一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或抽烟一样是生活生活的一部分”（p。79）。即使中毒致命的情况发生“也极少有医生愿意作证把死因归于鸦片，因为这会牵涉到他的同行或者会损害鸦片的使用。”（p。78－79）。医生和葯商支持对华鸦片贸易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在对本国同行包庇纵容的延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教会人士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在母国得不到专业人士的支持。
1860年，中国政府被迫在天津条约中允鸟片贸易的合法化，而英国政府却惊讶地发现，本土国民对非葯用鸦片的滥用也已到了必须立法禁止的地步。但是，直到19世纪末，随著特效新葯的发展，医学界才开始解除对“鸦片治百病”的迷信，医术的提高也减少了自我治疗的程度，鸦片的适用范围这才得到相应的限制。
二、鸦片的使用和管理对我们的启示。人类对物质属性和使用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现代葯物管理的概念与体系也是在人类付出巨大代价后才逐渐形成的。人与鸦片之间漫长的拉锯战，在多种天然与人造葯品的开发过程中不断重复，至今仍提醒我们在“管理全地”时当具备何等的谨慎与节制。英国人对鸦片的容忍和对鸦片贸易的默认，虽然经济利益占了支配地位，无知与误解也是一大因素。然而，误导民众的政府、医家和商界，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无从知道，在神的历史中，日不落帝国的衰微是否与她在鸦片贸易中的不义与伪善有关；圣经却借著以色列的国史告诉我们，一个不能“行公义、好怜悯”的民族决不会蒙神的喜悦。人对自然物的滥用，危害了中国，也危害了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