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越对众人道：“本参说如果，也就是假如免去五等户役钱，再将州县的免役宽剩钱限定至两成，诸位以为如何？”
众官员们陷入沉默。
章越再度道：“诸位官家曾多次言语‘司农寺事甚善，然尚未了五分事，若司农事了，即天下事大定矣’。”
“本参与韩丞相之本意，乃募役法是为了解民倒悬，但最后却与民敛财。募役法熙宁四年定下，熙宁七年时，募役法一年所入已至一千零四十余万贯。如今到了元丰年间，则是一千八百万贯。”
“当然免役法仍是良法，这点毋庸置疑。”
黄颜言道：“相公，自熙宁八年市易司已是入不敷出，原先重禄法的钱是自市易钱出，后改为募役钱。如今少了五等户钱，那么天下胥吏的俸禄这块如何补？”
免役钱如今是朝廷最大收入，但这钱是留给官家打西北的。
而王安石实行重禄法提高胥吏俸禄，这块钱是由行市易法后收上来的市易钱。但市易法在熙宁八年已经是实质上失败，市易钱收不上来了。因此用免役钱来支出胥吏们的俸禄。
那么只能在西北用兵的费用上减一减了。
因此富弼，司马光还是有道理的，只要西北兵事一停，其实朝廷是可以剩下不少钱的。
章越道：“朝廷原定征收免役钱一千两百三十四万贯之数，支出九百二十五贯之数，如此每年盈余三百万贯之数。”
“到了熙宁七年司农寺收免役钱一千零四十三万贯，支出六百四十八万贯，盈余三百九十五万；熙宁九年朝廷免役钱收入一千两百一十万贯，支出六百五十九万贯，盈余五百五十一万贯，而明年也是元丰二年免役钱收入则将达一千八百五十万贯，但支出还是在六百六十万贯之数附近，盈余近一千两千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