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儿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儿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作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儿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儿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为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
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儿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
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参考消息
韩一良的腹黑
韩一良其实也是个腹黑人物。他的老家就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次韩一良返乡，到舅舅家探望，见舅舅正准备出门。韩一良忙问缘故，舅舅说：“今儿县太爷的轿子（应为车轿，故是拉而非抬）轮到咱家拉纤。”哦，还要我这个御史的舅舅给你拉轿子？韩一良一听就火了，抢过绳子把舅舅塞回家门：“我替你去！”他到了县太爷的轿子前开始捆纤绳，旁边有人认出来了：“哟，韩大人，您也来拉纤？”韩一良中气十足地大声道：“是啊！我舅年纪大了，我替他支差！”吓得县太爷同志再也不敢往韩一良的相关人家派差了。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
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工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过不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而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儿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
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勘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勘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儿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儿实惠。
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儿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勘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拆了两百驿站，亡了一个国家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副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