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应芬把头凑在陈济棠的耳边，问道：“老弟，反蒋开府之事？”
陈济棠在得意之中，仿佛见院中那“顽石”在轻风竹影之下也在频频点头一般，他响出一拳“台炮”：
“干！”
五月三日，陈济棠通电反蒋，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通电响应。陈济棠挤走了拥蒋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以武力解决了陈铭枢的四个保安团，同时接收了广东省政府。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以两广为基地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抗衡。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的第二次“大围剿”方告惨败，紧接着陈济棠又从广州给了他狠狠的两“砖头”，蒋介石被打得蒙头转向。紧接着“九一八”一声炮响，强敌入寇，内忧外患，一齐俱来，蒋介石不但当大总统的迷梦被击破，而且连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地位也保不住，这年十二月十五日，他被迫发出下野通电，宣告第二次下台。
却说陈济棠打出那两块“砖头”之后，广西的局面也为之一变。粤、桂之间化敌为友，粤军余汉谋部奉令撤出梧州一带，由桂军黄鹤龄师接防，至此，残破的广西复归完璧。
李宗仁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得任国府委员。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府以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退居幕后角逐，宁、粤两个政府，在一片国难声中对峙，时而攻讦，时而议和，政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发表宣言，严正指出，宁、粤两个政权“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真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之论！
这天，李宗仁、白崇禧去广州开会，到广州后，他们顺便去香港窝打老道看望黄绍竑。黄绍竑穿着一身蓝条格子的睡衣到客厅接待他们。白崇禧笑道：
“季宽，你这一身打扮，怎么像个广西善后督办的样子啊？”
李宗仁道：“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当你的广西省主席吧！”
黄绍竑摇着头，说：“我这神仙似的日子，你拿个省主席来也不换！”
“那你想怎么办啊？”李宗仁问道。
“还不是和唱戏一样嘛。”黄绍竑耸了耸肩膀，“有人在台上唱啊蹦啊的，到时候得下来歇一歇，又有人跳上去接着唱啊蹦啊的。”
白崇禧见黄绍竑这话说得模棱两可，便问道：
“你还盼老蒋上台么？”
“你以为老蒋是真的下台么？”黄绍竑反问道。
“老蒋上台后你准备怎么办？”白崇禧最怕黄绍竑投蒋后来拆广西的台。
“以前是怎么办，今后还是那么办。”黄绍竑的话仍然是那么模棱两可。
李宗仁忙将黄、白的话题引开，问黄绍竑道：“你在香港生活、经济上有困难尽可跟我们说一声啊。”
“困难？嘿嘿！”黄绍竑冷笑道，“不瞒你二位说，我这三幢洋房，用的是老蒋给我到梧州就职的二十万块钱买下的。”
“啊？”李、白二人恍然大悟，似乎一下子明白了黄绍竑的心意，却又似乎一下子更加糊涂了，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人也变得更难以捉摸了，真是“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
李、白二人劝黄无效，只得怏怏而返。他们回到广州，开了几天会，又和陈济棠在颐养园密谈了几次，无非是为了巩固自身地盘，攫取更大的权益，进行多方活动。忽一日，张发奎突然由上海南返，到广州来找李、白。原来，当粤、桂合作，准备开府广州时，白崇禧、张发奎由南宁到广州，劝陈济棠和古应芬，应请汪精卫来粤主持大计，白说：“目前和蒋对抗，胡先生还未回来，汪先生正在香港，唯有争取汪的合作，才能增大我们的号召力。”张发奎在政治上本来是依靠汪精卫的，汪能到广州来主持大计，自然对己有利，因此要求亦更为迫切。古应芬是胡汉民的心腹，深知胡、汪之间明争暗斗，势难合作。而汪在胡被扣之后，又在香港发表了一番对蒋、胡各打五十大板的谈话，为此以古应芬为首的胡派对汪更为不满，本不拟请汪来广州合作，但见白崇禧、张发奎力主请汪，古应芬生怕拒汪而引起粤、桂联盟的破裂，因此只得请白、张赴港迎汪来粤。
却说汪精卫自从北平扩大会议被迫散伙之后，跑到山西太原依附阎锡山，备尝“雁门关外度重阳”的萧条与苦闷。后来阎锡山下野，他只得又跑到香港来等待机会。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两广正在酝酿反蒋，汪精卫心里暗喜，他估计此时蒋介石不来请他，两广实力派也会派人来请他的。只要天下大乱，对汪精卫才会有好处，他盼乱，就像久困池塘的鱼盼望暴风雨一样。汪精卫之才，实是乱国之才。有人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戏改为“国家不幸汪家幸”赠汪。
这天，果然他见白崇禧和张发奎联袂来请，便惺惺作态说道：
“健生兄，向华兄，你们还是让我好好休息吧，我正准备赴巴黎住几年，这些年也实在疲乏厌倦了。你们要反蒋救胡，你们干去吧，展堂先生这个人啊，他是自食恶果，假若当初他不到南京去倡导什么五院制，又何至于今日为蒋之阶下囚呢？”
汪精卫唏嘘一番，很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张发奎见他的后台老板不肯出山，便急得叫喊起来：
“汪先生不到广州，我们根本就没有出路，因为我们不需要跟陈伯南搞什么合作！”
白崇禧也说道：“汪先生到广州，我们将予以全力合作，希望汪先生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北伐。”
汪精卫见白、张手上握有实力，请他赴粤又出于至诚，便叹道：“古人云：‘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二位都是北伐名将，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兆铭虽然无拳无勇，但孙总理在病榻前留下的遗言犹在耳畔，好吧，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白、张请汪固然出于至诚，岂料广州实权是操在陈济棠和古应芬手上，汪精卫到了广州，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却被扒掉“皮肉”，只剩得一身“骨头”，陈济棠和古应芬只欢迎汪精卫一人入粤，对汪手下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却拒之门外。汪精卫心里明白，也不计较，一到广州，逢人便说：“过去我和胡先生政见不合，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大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汪精卫虽然说得慷慨激昂，但背地里却命陈公博、顾孟余到上海活动，与蒋介石暗拉关系，看看哪头肯出高价，他便往哪头跑。
汪到粤不久，粤方反蒋非常会议召开，产生了党、政、军领导机构。由于胡汉民还被囚于双龙巷，论在国民党中个人的资历，应该以汪为首席，但陈济棠、古应芬等胡派人物不愿为汪抬轿，也考虑到胡汉民有一天会回来，因此就决定各领导机构采用常委制，不设主席，由各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汪精卫在广州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两个机构中均为常委，与孙科、邓泽如、邹鲁、李文范、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等七人平起平坐。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心里总想当党国第一人，绝不愿甘居任何人之下，也绝不愿与任何人平起平坐。民国二十
八年他投降日本当汉奸，他的夫人陈璧君曾大言不惭地说：“投敌也要当第一人！”这是后话。
汪精卫见粤方胡派有意排斥他，口中虽不言，心里早有打算。这次入粤，他本来以为胡汉民身陷囹圄，反蒋这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谁知仅得一常委，愤恨之余，便决定以在粤作政治资本，为以后与蒋合作讲价钱做准备。他命陈公博、顾孟余抓紧与蒋介石勾结。果然不久，陈公博便从上海传来信息，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说：“广东要汪先生只是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介公辞去国府主席后，党、政两方面均由汪先生主持，介公专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接着顾孟余也来广州对汪精卫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汪精卫见老蒋来请，且价钱远比粤方优厚，便趁北上与宁方谈判之机，带着张发奎由广州去了上海。嗣后宁粤合作，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由孙科组阁，汪精卫还是没有捞到什么实权，便托糖尿病为名住院，闭不见客，实则加紧与蒋介石勾结，他深知如蒋不复出，他的“皮包公司”仍将空空如也。孙科以行政院长统率内阁，蒋介石命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宋子文将国库金银及科长以上部员全部搬走，孙科上台后，发现国库现金空无分文，新政府无法开张，蒋介石又指使流氓特务扬言要焚烧日本使馆，日本在下关江面上的炮舰全部卸去炮衣，黑洞洞的炮口对准南京政府，孙科吓得逃往上海，再也不敢回南京来主持政府了。孙内阁不满一月，便告夭亡。汪精卫潜往杭州，在烟霞洞和蒋介石开秘密会议。不久，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组阁，蒋介石重新上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蒋、汪合作告成。
张发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广州来的。
“德公，我准备率第四军北上黑龙江，援助马占山部抗日。”张发奎一坐下来，便迫不及待地说道。
“啊？！”李宗仁、白崇禧见张发奎突然要把第四军由广西拉走，不由暗吃一惊。李宗仁想了想，说道：“‘九一八’东北事变，日本占我疆土，杀我同胞，马秀芳（马占山字秀芳）率部奋勇抵抗，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荣光，实为将吏之楷模。不过，广西至黑龙江间关万里，向华兄孤军援黑，虽精神可嘉，但又谈何容易？此事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为好。”
张发奎见李宗仁不放他去，急得大叫道：“马占山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我第四军乃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为何不北上援黑参战呢？”
白崇禧忙劝道：“向华兄，抗日救国乃炎黄子孙之责，不仅你要去，便是德公和我也要去的，但是，此事需要慢慢商议。”
张发奎更急了，嗓门也越来越大，感情也愈来愈冲动，还不断地响着“台炮”，最后说道：
“你们要不准，我只有被迫将第四军解散了事！”
张发奎说完扭头便走，李宗仁“向华兄、向华兄”地呼喊了一阵，也挽留不住他。
“这个张飞！”白崇禧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恐怕背后有人在拉线。”
李宗仁猛省，说道：“汪精卫北上谈和，把向华带上，我就感到有些奇怪。”
白崇禧道：“这个拉线人便是汪精卫，张向华北上援黑是假，率部投蒋是真，这必是蒋、汪合作的一笔交易！”
“对！”李宗仁点头道，“汪精卫和老蒋都想发一笔国难财！”
“事不宜迟，请德公即电吴梧生率第四军驻防百色，以免张向华令第四军离桂得逞。”白崇禧忙献计道。
“嗯！”李宗仁沉重地吐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道，“你不能用对杨腾辉的手段来对付张向华。”
“德公让他把部队拉走？”白崇禧不以为然地说道，“养猪要肉，养狗看门，我们节衣缩食养第四军何用？”
“不要急，此事我们可请广州国民政府出面予以挽留。”李宗仁道。
“这样也好，张向华走不成也怨不得我们了。”
此时古应芬因拔牙突然死去，胡汉民刚获释回到广州，广州国民政府的大权实际上操在陈济棠手里，胡汉民、陈济棠当然不愿让张发奎把第四军拉到蒋介石那边去，以削弱两广反蒋的军事力量，因此一致极力慰留张发奎。那张发奎既有张飞之猛，也有张飞之谋，他见李、白和粤方不让他走，便使出一着“撒手锏”来，带着他的亲信、桂张军经理处长陈劲节离穗去港。陈劲节留下亲笔函给李、白，略谓：四军北上抗日，奔赴国难，所求不遂，群情激愤，兹特提出最后呼吁，如德、健二公不准四军所请，劲节将扣存在香港所掌握之外汇，何去何从，请两公择之。原来，粤桂合作反蒋后，陈济棠的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李宗仁、张发奎的桂、张军则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广州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截留关余，每月拨发第四集团军军费三十万元。李宗仁为了笼络张发奎，特任命张的亲信陈劲节为第四集团军经理处长兼驻粤办事处主任，以便按月领取军费，购买军械、军需品补给军用。陈劲节几月来共领得军费一百八十万元，除向广州沙面德商保庇洋行订购枪械、通讯器材用去百余万元外，尚余数十万元存在香港银行。张发奎一翻脸，命陈劲节将余额存单及与德商订购的军火百余万元合同带往香港作为要挟，李、白没了这份合同及在香港的银行存单，既领不到进口的军火，也取不出在港的存款。
“好呀，他张发奎做得出，我白崇禧也下得手！”白崇禧愤怒至极，对李宗仁道，“我们不过丢一百多万现款，我却要他张发奎把老本丢光！”
事已至此，李宗仁倒反而不急不怒了，他摇了摇头说：“古人云：‘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矣。’黄季宽要走，我不但放他走，还为他置酒饯行；今张向华要走，我还要请南宁民众欢送。”
“张发奎要带第四军去投蒋靠汪，德公怎可把薪助火，与虎添翼？”白崇禧对李宗仁如此宽待黄绍竑，心虽不满，但黄毕竟是他们的多年伙伴，而又只身出走，倒还想得通；今见张发奎要把部队拉走，又指使陈劲节扣留军火合同和存款，李宗仁还要放他走，心里如何想得通？
“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让他走吧！”李宗仁早已打定了主意，对白崇禧道，“我们要个两全其美，不必要个两败俱伤，第四军走了，目下可减轻广西负担，日后仍可相见合作。你叫张定璠到香港走一趟，告诉张向华和陈劲节两事：一、我们同意吴奇伟率第四军北上；二、陈劲节必须回广西交代清楚。”
白崇禧见李宗仁已做决定，便不再多言，即命他在北伐时期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的参谋长张定璠由广州去香港，与张发奎谈判。那张发奎虽然处事鲁莽，但却是个痛快之人，也即命陈劲节返桂办好经济上的移交。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吴奇伟率部集中南宁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北上援黑誓师大会。南宁民众和各界人士前来热烈欢送，四军将士，颇为动容。誓师毕，吴师长奇伟即率第四军登程北上，途经柳州、桂林，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早奉李宗仁之命，除给第四军发了若干饷项和开拔费外，还沿途组织人员招待。广西民众深恨日本侵略东北，见四军将士请缨北上抗日，更是热情洋溢，箪食壶浆夹道欢送。李宗仁尽了义，广西民众尽了情，多年之后，张发奎、吴奇伟仍不忘这一幕动人而又苦涩的悲剧。
第四军由桂林进至全州，不料湖南省主席何键怀疑第四军将进攻湖南，云集大军于衡阳抗拒，封锁北上之路，扬言若无中央命令，便不准第四军进入湖南。第四军北上援黑，其实是汪精卫指使张发奎做下的一个骗局。汪精卫为了在汪、蒋合作中攫取更大的实权，当然要使他那“皮包公司”有一点硬货撑门面，因此便要张发奎以北上援黑的名义将第四军由广西拉出来，一可削弱桂系的实力，二可使自己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有实力可恃。张发奎在政治上一向听汪精卫摆布，因此便从上海赶回广州，向广州国民政府和李、白提出准第四军北上援黑。经过一番波折，第四军终于成行了。但是，到了全州，一被何键所阻，二因军费无着，致使全军寸步难行，滞留全州。恰在此时，由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所组成的第十九路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挑衅，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鼎沸，李宗仁也在广州电张发奎云：“此时沪战正急，热河危殆，若四军停兵不进，殊难自解。故无论北上或东进，弟当力为赞助成行。如何请早做决定。”张发奎窘困万分，急得无路可走，只好跑到南京去找他的后台老板汪精卫请示办法。
却说汪精卫自从与蒋介石合谋挤走了孙科后，便当上了行政院长。国府主席林森为人淡泊，他平日除了鉴赏古董外，并不介入党争，因此国家权力均由蒋介石和汪精卫把持。汪精卫坐上行政院长这把交椅后，正颇为得意，忽听秘书陈春圃报告，张发奎求见。汪精卫眼珠转了转，忙问道：
“他来干什么？”
“请求中央给第四军颁发北上命令和饷项。”陈春圃答。
汪精卫怔了一怔，他虽身为行政院长，但这军队调动之事他无权过问，也没有钱给张发奎发饷，他更怕此时与张发奎拉得太紧，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这行政院长的交椅坐不下去，因此便不管与张发奎多年的交易和张军目下的窘境，对陈春圃道：
“你告诉他，就说我病了，不能见客！”
陈春圃来到客厅，对张发奎道：“汪先生病了，不能见客。”
张发奎此时正急得火烧眉毛，他也不管汪精卫病与不病，径往室内冲去，一边走一边大叫：
“这事非找汪先生解决不可！”
汪精卫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得张发奎冲进内室，急得即从床上逃入卫生间躲避。张发奎奔进室内，汪夫人陈璧君阻挡不及，只得以好言哄骗张发奎：
“汪先生的糖尿病又犯了，已经几天不见客不出席会议了，向华，有事改日再说吧。”
张发奎虽然粗莽，但却粗中有细，他到南京时曾先见过陈公博，陈说上午与汪先生开会商议迁都洛阳之事，并无说汪生病，又见汪的呢帽大衣均挂在衣架上，证明汪必在家中，便说道：
“汪先生既是病了，我就来探探病吧。四军的行动，乃是奉汪先生之命而北上的，到了这进退维谷之地，必得汪先生出来说话才行。”
“汪先生到中央医院住院去了。”陈璧君说道。她知道，如不把这猛张飞哄走，准会闹出事来。
此时，汪精卫躲在卫生间里，心情甚为紧张，他生怕张发奎闯进来把他拖出去，问他要钱、要官、要开拔命令。又因他躲得太急，没有穿多少衣服，卫生间又无暖气，一时又惊又冷，两排牙齿兀自发起抖来。张发奎听得卫生间里有人牙齿打架，便知是汪精卫有意回避他，一时气得目眦皆裂，高声叫骂起来：
“丢那妈，只恨我老张瞎了眼，跟错了人，姓汪的，你听着，我们后会有期！”
张发奎说罢扭头便走。汪、张多年的政治关系至此彻底破裂。抗战时期，张发奎在柳州当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仍能与李、白再度合作，而抗战胜利后，张发奎负责接收广州时，对陈璧君一家则进行严酷搜捕，丝毫不客气，除了对汉奸汪精卫夫妇的投敌叛国进行清算外，也含有报当年被骗之仇的意思，这是后话。
却说蒋介石得知汪、张关系破裂，不禁心中暗喜，为了收买张发奎和第四军为己所用，他即命宋子文给张发奎送了十万块钱，请张暂时出洋考察。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电令吴奇伟率第四军由衡阳、经醴陵进入江西“剿共”，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拨发该军的开拔费，蒋介石再一次把第四军抓到了他的手上。第四军将士和广西民众的抗日热望，遂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