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孙科在蒋介石的强有力支持下，遂公开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他以南京最豪华的龙门酒家为大本营，以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和黄埔系为基础，布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竞选阵营，果然给李宗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离正式开选的日子还有两天，李宗仁带着他的助手，像盘点库房存货一样，到各助选人那里去核实一下能掌握到手的选票。他驱车首先到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那里。因为李宗仁为了取得戴传贤的支持，曾专门派人给戴送去一尊金佛。据说这金佛非常名贵，是日本人由东京的本原寺移到北平，预备在北长街建寺供飨的。谁知寺还没建，日本已宣布投降，身为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遂把这尊金佛和众多的敌伪资产一并“接收”了过来。他知道这位戴院长平素喜欢拜佛，便差人把这金佛送到了戴府。果然戴传贤一见这金光灿灿的金佛，便合十膜拜，意态虔诚极了。使者说明来意，戴院长一声“阿弥陀佛”过后，便说道：“德邻先生配合蒋公，真乃党国之福也！”又接着念了几声“阿弥陀佛”便慨然亲笔作复，答应一定帮忙到底。
不想，自从孙科上阵以后，戴院长便噤若寒蝉，在李宗仁面前再也不提帮忙之事了。及待李宗仁驱车到戴府，见过戴院长之后，又提到帮忙之事，戴传贤却不断地摇着头，再也不念“阿弥陀佛”了。李宗仁说得恳切，戴传贤见推辞不过，便无可奈何地叹道：
“德邻先生呀，你不知道我的难处哟，时局已弄到这般地步，我是爱莫能助啦，现在，我只能一切听命于蒋公，他要我上天，我便上天，他要我入地，我便入地！”
李宗仁见戴传贤白吞了他那只金佛不算，还当面装疯耍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恰在此时，何应钦来访，才算打破了这尴尬场面。原来，何应钦在“西安事变”时，得罪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他派到联合国去当军事代表团团长，由陈诚接任参谋总长一职。他刚由美国回来述职，正碰上“国大”会议将要召开，他的许多朋友熟人都到了南京，因此他乘机四出访友，很想活动一番，弄个院长之类的官儿当当。他与李宗仁、白崇禧一向友好，今见李在戴府面带愠色，想必是为竞选之事弄成了僵局，便说道：
“德公，我要喝了你当副总统的喜酒之后，才到美国去啊！”
“敬之兄，多谢你关照。”李宗仁知何应钦这话是出于诚意的，当即表示感谢。
从戴府出来李宗仁便到山西省驻京办事处去，因为阎锡山曾满口答应将晋绥两省的选票支持他。
“德公，关于选举方面的事，我刚接到阎伯公（阎锡山字伯川）的电报指示，情况……有些变化。”山西省“国大”代表领队人梁化之吞吞吐吐地说着，向李宗仁出示了阎锡山的电报。
阎锡山的电报倒也写得简单明了：“晋绥两省饷械悉仰给政府，选举事项须听命于蒋主席。”
李宗仁看了这个电报，心中不觉凉了半截。想当初，李宗仁派人到太原去见阎锡山，请求帮忙，阎锡山一口应允道：“我吩咐他们一声，一致选举德公。”并让秘书写了他的谈话记录交人带回去给李宗仁阅。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想转背之间就变卦了。李宗仁只得向梁化之苦笑了一下，告辞出来，又去找张发奎。张发奎曾在李宗仁部下当过军长，是北伐时代的风云人物，曾与李宗仁在广西共患难反蒋数年，彼此之间很有些感情。李宗仁曾派人去找过张发奎，请他帮忙，拉拢广东代表为其助选。因张发奎在北伐时当过第四军军长，目下不少粤系将领是属于四军系统的，通过张发奎活动，李宗仁是很可能拿到广东一大部分选票的。张发奎也满口答应帮忙。李宗仁带着助手，从山西代表的住处径奔广东代表的住处。见了张发奎，李宗仁还没说明来意，张发奎那粗大的嗓门便震得屋子嗡嗡作响：
“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你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我是广东人，不投广东人的票说不过去啊。薛伯陵和李伯豪他们也都是一样的，请德公不要找他们说了。”
李宗仁一脸尴尬之色，只得向张发奎说道：“啊啊，向华，不要紧的，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戴传贤作用已失，阎锡山、张发奎中途变卦，李宗仁又硬着头皮走访了几处原曾答应帮忙的地方，但情况与山西、广东相似。他心中惶然不安，急忙赶回白公馆来，又遇金城银行经理来报告，说刚才有人奉命来秘密查账，要弄清北平给李宗仁汇来多少竞选经费。
形势对李宗仁越来越不利，他不得不专门召集他的谋臣策士们商讨紧急对策。
“诸位，自竞选活动开展以来，形势对我们一直是很有利的，无奈老蒋嫉恨，中间放出孙哲生这匹‘黑马’来冲阵，事态已颇为严重，诸位看有何良策可以出奇制胜，挽此危局？”李宗仁焦急地看着他的一班高级谋士，请他们快献妙计。
这些谋士们对于孙科出马后竞选形势的急转直下，了解得比李宗仁还要多，而且他们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军统和中统人员的威胁利诱，整日里提心吊胆，生怕什么时候突然不明不白地“失踪”。因此，李宗仁要他们出谋献策，他们无不一个个地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甚至连那位足智多谋的“小诸葛”白崇禧也感到束手无策，颇为悲观地说道：“德公啊，我们只好力尽人事罢了，选上选不上，只得听天由命啦！”其实，白崇禧并非力尽智竭，他是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蒋介石刚在不久前才把三十个师的指挥权授予他，他生怕把李宗仁抬得太高触怒了蒋介石，而收回那三十个师的兵权，到时他又成了光杆司令，即使把李宗仁捧上那有名无实的副总统高位上，对团体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孙科一上阵，白崇禧便感到形势不妙，在他的眼中，三十个师的兵权作用远远胜过李宗仁去竞争那无权的副总统。白崇禧对力挽危局不那么热心，更直接影响了其他谋士们的信心，沉默了半天，竟无人说话，更无人献计献策，李宗仁见了好不着急，他忙向参谋长黄绍竑说道：
“季宽，事已至此，总不能吃夹生饭呀，你这参谋长是怎么当的啊！”
黄绍竑两眼一直盯着天花板出神，他听李宗仁急得责备他，便笑道：
“德公，心急吃不得热粥啊，这事我心里有数，你想一次就当选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那也总得跟他们拼一场，反正我不会认输！”李宗仁倔强地说道。
“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黄绍竑还是笑道。他离开李宗仁麾下已经十多年了，性格和脾气都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蒋介石倾轧的官场中，他变得更加老练和圆滑了。但是，有两点他始终没有变，就是与李宗仁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感情和在多变的时局中颠来倒去。在蒋、桂双方多年的角逐争斗中，哪一方形势有利，他就往哪一方倒。由于他为人机警又善于周旋，在蒋、桂两方营垒中他都有良好的人事关系，遇事容易转圜，两方都需要他。可以说，他是个在蒋介石政权林立的派系斗争中的特殊产物。他不认定一个死理，他也不忠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派系——尽管他和他们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曾是他们派系的一个重要成员。
在中国，只要派系斗争存在着，便会有黄绍竑式的人物存在。
本来，蒋介石免去他的浙江省主席后，他一直在上海待着表示消极，其实是在看政治行情，看着该往哪一边倒。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国内是两大派，目下国、共双方以军事斗争为主，国民党到处吃败仗，形势很不妙。李济深已经与共产党拉上了关系，黄绍竑是李济深扶植起来的，两人关系一直也很好，黄绍竑在国、共双方掂量了一下，感到共产党的分量越来越重，他是绝不会顽固地做国民党政权的殉葬品的，因此暗中与李济深紧紧地拉着关系，以便在国民党政权最后崩溃的时候，及时投到共产党方面去。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与李、白的桂系是最大的两派，他既是桂系的人，也是蒋介石的人，他既帮李、白的忙，也帮老蒋的忙，哪一方有利他帮哪一方，但从不把事情做绝，总留有很大的余地。当他正在上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的时候，忽听李宗仁要竞选副总统，开始他对这事并不重视，可后来他和李宗仁密谈时，得知美国政府有倾向于支持李宗仁的意图。他眼睛一亮，似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当然，从他内心来说，他并不希望国民党政权崩溃，而希望这个政权能有所改革，能为国人所接受，蒋介石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觉得李宗仁则有可能做到。如果李宗仁能够选上副总统，在美国的支持下逐渐过渡、取代蒋介石，在国内创立一个开明的国民党政权，那么这对挽救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将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桂系，对他本人也都将有利，所不利的只能是蒋介石。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他欣然接受李宗仁的邀请，出任李的竞选参谋长，在离开李宗仁十七年后又重新回到了李的麾下——李宗仁那句话说得真准：“我相信季宽还会回来的！”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蒋、桂之间一场新的斗争，随着孙科的上阵，这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了，对此，黄绍竑早有思想准备。反正他政治上的这一宝这回是压在李宗仁这边了，他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鲁莽从事，当然也不能像白崇禧那样表示某种消极情绪——白崇禧有蒋介石给的三十个师啊，可他黄绍竑连三个卫兵都没有！对于李宗仁所面临的困境，他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更有办法。他这些年来在蒋介石的官场中生活，对争权夺利、挖人墙脚、明哲保身、嫁祸于人、夤缘时会、逢场作戏等等这一大套高深莫测的做人和做官的诀窍，已经玩得滚瓜烂熟，远非李宗仁和白崇禧可比。
民国二十六年一月，黄绍竑奉蒋介石之命去当湖北省主席。他的前任杨永泰是在任上被人刺死的，因杨永泰当湖北省主席，不但湖北人反对，cc系和黄埔系也极力反对。杨永泰虽然才智超群，但仍不免一死，据说这事与cc系有关。黄绍竑知道，蒋介石调他去当湖北省主席，是要用他来抑制湖北人，还有一个想当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濬，以及cc系和黄埔系。他要在这众多的矛盾纠葛中，不但要生存下去，而且还要把省主席做下去，做得使蒋介石满意，使湖北人、cc系和黄埔系都满意。他像关云长单刀赴会一样，只身一人到武昌上任，一个自己的人也不带去，用的全是杨永泰那个班底的人马。后来，建设厅长李范一提出辞职，他才把自己的老部下伍廷飏补上去。他虽然在湖北省主席任上时间不长，但蒋介石及各方面对他反应还算不错，别人问起其中的奥秘，他笑哈哈地答道：“这是我在蒋委员长那里摸出来的做官诀窍，只要不到处打破人家的饭碗，就到处都受人家欢迎，自己也免去下台后的许多累赘。”总之，现在的黄绍竑早已不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留着一腮剽悍的大胡子、目光冷峻的黄绍竑了。他练出了一手好字，练就了赋诗填词的功夫，他出入舞场，风度翩翩，无论在宴席上或牌桌上都堪称应酬好手。他能纵横捭阖，随机应变，练就一身适应性很强的保护层。在蒋介石的各级政权中，有着形形色色的干练官僚，黄绍竑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典型人物。李宗仁请黄绍竑出任他的竞选参谋长，真可谓甚得其人矣。
“德公，必须马上与程颂云、于右任建立攻守同盟。”
果然，黄绍竑望了一阵天花板之后，主意便出来了。虽然打着的是民主选举的旗号，但这仍是一种官场斗争，怎么应付，黄绍竑是很有经验的，总离不开“纵横捭阖、随机应变”八个字。
“嗯。”李宗仁点了点头，眼望着黄绍竑，想详细听他到底如何攻、如何守法。
“德公与程、于相约，三位竞选人无论是谁在初选中得票较少时，都要以所拥有的选票支持得票较多的人。”黄绍竑说道。
“行，好！”李宗仁满口答应，他很欣赏黄绍竑这套既不失朋友义气，又能吃掉对方的选票的高明手法。因为照他看来，程潜、于右任初选得票是绝不会比他多的，只要把程、于二人的选票拿过来，便可打垮孙科。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我得马上去拜访他。”黄绍竑神秘地说道。
“哪个？”李宗仁问道。
黄绍竑忙将嘴对着李宗仁的耳朵，悄悄说道：“《救国日报》的社长兼主笔龚柏德——就是那个有名的‘龚大炮’。”
“啊？”李宗仁开始疑惑不解，听黄绍竑如此这般一说，才明白其意，但他感到有些难为情，“这……这……恐怕……”他不知怎
么说才好，因为黄绍竑所说的确是一着妙棋，只是觉得实行起来不怎么光明正大。
“德公，想吃羊肉就不要怕膻啊！你以为竞选就是那么民主、自由？那么光明正大？这不过是老蒋从美国人那里借过来的一块遮羞布，其实，就是在号称民主进步的美国，竞选场中的龌龊事情难道还少吗？”黄绍竑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他的话像一根棍子，掀开了那藏污纳垢的社会的一角。但是，他并不是告诉人们朝那泼去几桶清水进行冲刷打扫，而是诱使人们同流合污。
“那……就这么办吧！”李宗仁只得点头表示同意。
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世人瞩目的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帷幕拉开了。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已当选为“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的竞选，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四天前，即蒋介石当选为总统的当日，国民大会第十三次大会公告第一届副总统候选人为六位：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这六位候选人中，除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外，孙、于、李、程四人均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基本力量，因此副总统无疑将在这四个人中产生，然而到底谁能当选，却谁也说不准了。
民主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的象征。中国在皇帝的长期封建统治之下，当然没有民主之可言，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党人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才在他制定的《临时约法》中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阐述了他和同志们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是，中华民国开国至今已三十七年，不仅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没能给中国人民争到真正的民主，便是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也没能使多灾多难的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而北洋军阀曹锟以五千元一票贿选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给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创造了空前的丑闻。仁人志士们并没有绝望，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民主的曙光在珠江之滨闪亮，大革命的洪流波涛滚滚，民主政治的希望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又燃烧了起来。可是，曾几何时，“四一二”的腥风血雨又把这一线希望毁灭了，大地仍是那么黑暗。世界上正是因为有黑暗的笼罩，所以才有人奋力去追求光明；哪里有独裁的统治，哪里便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的抗争。中国的民主在哪里？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延安城头的曙光吸引了无数为民主自由而奔走的人们。然而，许多的人却仍把目光投向美国，投向国民党内，他们希冀美国帮一把忙，国民党争一口气，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也许，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它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便是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为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机构所瞩目的原因。
国民大会会场
上午八时，国民政府大礼堂门口，挂着庄严的国旗，数名卫兵持枪站岗，两千七百六十名“国大”代表步入会场，行使选举权。会场正中，挂着孙中山总理的遗像，孙总理像两旁各挂一面国旗。孙中山仍像过去那样，用那神采奕奕饱含希望的目光在看着每一位入场的“国大”代表，似乎要叮咛他们一番，训导他们一番，告诫他们一番。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而肃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要人们，对竞选副总统这一幕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要制造一个民主政治的局面给美国人和中国人看，使他们相信，中国确已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大会的召开，便成了十恶不赦、应该举国讨伐的对象了。蒋介石已当选为总统，他没有出席今天的选举会议，会议由国民大会主席团临时推选的执行主席主持。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象征民主令世人瞩目的庄严大会，帷幕刚刚拉开，便发生了乱子。
“丢那妈，系边个搞的鬼？”
在广东省代表的座位上，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拍着桌子，用白话大声叫骂了起来。
“这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他们这样攻击孙哲老，手段太卑鄙了！”
“这是光天化日之下向人泼污水，可恶！”
“……”
随着广东代表们的怒骂、抗议，广西、安徽和其他一些省的代表却在嘻嘻哈哈，摇头摆脑，有人甚至大声叫喊着：“蓝妮！蓝妮！”整个会场，叫骂声、拍案声、顿足声、嬉笑声、朗读声，汇成一股奇怪异样的气氛，像被捅了巢的蜂群一样，乱哄哄的，与这庄严肃穆、标榜民主自由的副总统竞选极不协调。大会主席团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执行主席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严肃地呼叫着维持秩序：
“代表们，请安静！请安静！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底下依然一片混乱，执行主席的威望无法压得住阵脚，喊了几声，见不起作用，便只得任其闹嚷下去。也许，他早已有经验了，因为这一届国民大会自开幕以来，便没有平静的日子。开幕的那一天，就有数十人抬着棺材到大会场前面大闹大嚷，要冲入会场参加会议，弄得上上下下好不紧张。原来，这些闹事的人本是已当选的“国大”代表，因蒋介石为了标榜民主，临时把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党拉来作陪衬，以表示已经结束一党专政，总统、副总统是由多党共同选举出来的。可是，这事办得晚了一步，各省代表早已选出，并且各代表已经领取了当选证。蒋介石无奈，只得用国民党中央的命令，要各省由国民党代表名额中，让出若干名额给青年、民社两个党的代表。殊不知，这些已当选的各地代表都已在竞选中花费了大量人力和金钱，他们如何肯让，便如期到京，向大会报到。国民大会秘书处当然拒绝他们登记。这些“代表”便联合起来，在国民大会堂门口大吵大闹，有的声言绝食，有的抬出棺材，他们大声叫喊着：“如不认可我们是正式代表，今天就在这里自杀！”因为要“行宪”，蒋介石不敢下令镇压，只得默认他们为“额外代表”，让其参加大会。
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抬棺抗议的事件刚平息，临时提请斩陈诚的闹剧又发生了。这天，国防部长白崇禧向“国大”代表们做军事报告，他本善辞令，又最痛恨身为参谋总长的陈诚处处以蒋介石之势压人。现在正值陈诚在东北吃了大败仗，于一个多月前托病悄然从沈阳飞回南京，为了平息东北人士之愤，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曾电邀东北籍的将领和官绅会商。陈诚在会上力为自己的战败责任辩护，以期得到东北人士的谅解。谁知，东北人士不但不买陈诚的账，还声色俱厉地要追究陈诚丢失东北的罪责。陈诚无奈，只得跑到上海去躲起来，对外声言准备到美国去“治病”。陈诚的这一招如何瞒得了白崇禧？白知道陈诚此时绝不会出国，他之躲在上海只不过为了逃避社会舆论的指责而已。白崇禧觉得此时乃是治一治这个飞扬跋扈的陈小鬼的最好时机。因此，他在以国防部长身份做军事报告时，重点放在东北战局，力言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驰往东北“剿共”，无端撤换辽宁省主席、四平街守将、东北保安支队司令多人，造成人人自危，军心不稳。那些保安支队司令被撤裁之后，便率部投向共军，乃使共军实力大增，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无可挽回……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国民大会上做军事报告
那些东北籍的“国大”代表见东北易帜已成定论，他们无家可归，本就痛恨陈诚，现经白崇禧如此一说，更是火上加油。东北代表和山东代表首先发难，他们振臂高呼：“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到美国去！”接着便是几百名代表起而响应，立刻签署了一项临时提案，要求蒋介石效法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斩参谋总长陈诚，借陈诚之头以谢天下，以平民愤。恰巧这天蒋介石出席会议，他端坐主席台上，任凭代表们叫骂呼喊，只是一言不发。也许，这种场面也可作为一种民主自由的点缀吧。但蒋介石是绝不会向陈诚开刀的，他怕代表们跑到上海去找陈诚的麻烦，便下令要陈诚到台湾草山“养病”去了。一位七十余岁的东北籍代表汤某，闻讯竟愤而缢死旅邸，以示尸谏。总之，这届国民代表大会自开幕以来，便波涛迭起，险象环生，它不仅没能给腐败的国民党注入民主政治的生机，却给四分五裂的蒋家王朝敲响了没落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