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蔡邕终于选择了合作，李素嘴角终于扬起一丝微笑。
“成交——这里有些许纲领，蔡公可细细揣摩。洞见天道，公不如我；著经驳董，我不如公。你我精诚合作，庶有济乎。经成之后，我会派可靠信使来取，到时候你我联署姓名，刊印天下。待天下鸿儒认可，再行破而后立那一步。”
说罢，他从袖中抽出一卷来之前刚写的草稿，放在案头，告辞飘然而去。
蔡邕虽然心痒难挠，但也知道双方的关系还没密切到能窥探对方心中万世天道的程度，也只好先忍住好奇，亲自起身送他出门。
李素心中，当然是早就笃定了“破天人感应”后，如何“立”的对策。
稍微提两句，他的大杀器，就是后世刘基、宋濂、方孝孺从儒家经典里，为朱元璋论证出来的“殿兴有福”神术，堪称帝国时代统治人民哲学的最高究极形态。
“殿兴有福”说起来太复杂，就挑核心的一点，那就是把“天子当有天下”的德，分成了两部分。
首先是跟公孙弘论证的《公羊传》一脉相承的，仍然是“谁统一了天下，使百姓不用再打仗”列为最大的德，配享有天下。
同时，也承认“天命有变、存在朝代更替”这个大家都承认的点。
但最关键在于，刘基和宋濂极为创造性的加入了一条反推：既然“使天下不再打仗是至德”，那么使“天下重新开始打仗”就是“至失德”，是要被天谴的，这种天谴，就能抵消掉“天命”。
因为朱元璋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缓称王”就意味着他的反元资历比较浅。如果反元是“至德”，那就该红巾军早期领袖来当皇帝，他杀小明王也会成为大罪。
所以，朱元璋才弄了这条“哪怕之前的朝代已经到了该被推翻的程度，彻底失德了，但第一个起来造反的人，依然不得好死。因为第一个造反的人使百姓从和平状态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是要遭天谴的”。
如此一来“反元晚”这个弊端，在这套话术下，就变成优势了：他和刘邦都属于知道暴秦/暴元无道，天命变了，但他们不愿第一个跳出来把百姓引入战乱。他们是其他反贼已经把百姓引入战乱后，出来收拾残局的，所以收拾残局的人才既有统一天下的天命，又没有首引战乱的天谴。
这就叫“首倡必谴，殿兴有福”。
而且历史上这套理论也有很多事实论据：秦第一个大一统，改变了之前的现状，所以秦不得好死吧？
秦是暴秦，反秦有理，但陈胜吴广第一个起义，所以他们也不得好死吧！就该苟到最后才出手、眼见天下已乱、“被迫拿起武器拯救人民”的刘邦来得天下！
所以第一个篡汉的王莽该死、黄巾军的张角也该死、隋最初改变现状所以短命，
杨玄感、黄巢……乃至朱元璋身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统统该天谴灭亡。
第一个造反的都是主动挑衅，被迫收拾残局的人才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者得天下。
当然这些事实论据，凡是张角之后的，李素目前暂时用不上。但刘基宋濂那套哲学神术理论、论证过程，他却可以直接照抄。
只要蔡邕第一阶段完成得好，他就把这个一劳永逸的“立”慢慢放出来。
凭着这份功劳，李素在汉灵帝驾崩之前，能捞到的赏赐升官，想都不敢想。看看汉武帝当年对公孙弘和董仲舒的赏赐有多重，就知道了。
而且这种神功是跨越朝代、死后是要配享孔庙、一直配享到君主制在华夏结束的那天——说句难听的，哪怕李素死后几百年汉朝还是亡了，但只要华夏还有君主制，新皇帝也依然需要利用这套理论警告臣民。
即使未来千年还有朱熹王阳明，后世文庙里李素的神像也是要立在朱、王前面的。
……
蔡邕送出足有百步之远，这才恋恋不舍准备与李素告辞，最后居然都路遇了在外面闲晃待归的顾雍。
顾雍看到恩师礼送李素这么远，还一副深受启发的表情，也是着实吃惊。
难道，这个李伯雅，真的才学如此之深，能令恩师也为之如此叹服？才那么短的时间，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圣之学？
尽管心中有些不敢置信和不甘，但顾雍还是果断上前行礼。
李素客气一句，正要告辞，想了想还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劝诱道：“元叹兄，我看你也是气度宏大之人，年将及冠。
既然我与蔡公都已精诚合作，你可愿北上出仕、去幽州报国救民？刘幽州求贤若渴，此行令我南下募兵，并寻访贤士，有我举荐，刘幽州定会征辟，只是职位高低不敢保证。”
顾雍躬身行礼，谢道：“多谢贤弟高义，不计前嫌，然父母在，不远游。雍出身江东大族，恋故难去，还望见谅。”
李素知道这种借口是无法勉强的，也就没有再纠缠，告辞之后，便带着关羽、典韦离去。
一边走，一边心中暗忖：“顾陆朱张，江东四阀，果然其言不虚。连给他们官做，都不肯离乡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