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宋这个名义暂时不要大规模对外使用。”于鄂水说，“元末的红巾军可是要‘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朱元璋也算是红巾军一股，最后却搞掉了小明王搞出来了‘大明’。明朝廷对‘大宋后裔’恐怕会有一定的忌讳。现阶段我们对外可以用类似红巾军的例子，以军名暂代国号。我提议我们叫伏波军――很切题。”
“其实我们可以叫GLA，”文德嗣说，“全球人民解放军。这个不错吧，马国务卿。”
“以后再用好了。现在叫GLA大明人士根本没感觉。”马千瞩说，“我看自今日起，我们的公文和布告行文落款可以启用伏波军名号。”
江山回到情报局的办公室里。刚到办公室，他就接到了何鸣的电话，要他：“速查清广东方面明军状况”。
“情报局成立没几天，具体任务来了。”江山在晚上的碰头会上说，“这是我们对外情报局的第一个重点项目，一定要搞定，不然以后争取预算起来就麻烦了。”
王鼎咳嗽了一声，首先发言：“这些情报，大多数可以从总情报库的档案里查询得到。大图书馆整理的史籍情报和广州站历年搜集到的资料中有不少可以使用的。我打算对这部分资料进行一次检索，然后汇编出来。”
“这样的情报太旧了吧。”江山表示疑虑。
“说是旧，也不过是二三年的时间，明军的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这件事主要还是要靠广州站的情报。”身为所谓的“海军军事情报人员”的许可说，“明军要来进攻临高必然要渡海。广州站在广东的交通要隘都有眼线布置，只要有战船集中和军队调动，必然会有消息传来。我们在这里乱猜根本没用。”
所以眼线，就是起威镖局的各个分号外柜，他们每五天用信鸽向广州的总号汇报一次当地的见闻。这种情报虽然不甚及时，但是考虑到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非常慢，这样的速度也能接受。
“如果这样坐等广州站的情报和搜集点档案就算是完成了任务，我们这对外情报局就不用混了。”江山说，“我们得派人去广东！专门搜集一些军事情报。”
“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培训了外派情报人员，这次搜集广东明军的调动就是一次很好的实习机会。应该让他们出去试试看。琼州其实不算什么，到了广东地界上才是真正的鱼入大海。培训的成效如何，就看这次了。”许可也对这个提议感兴趣，“如果要派人去，我愿意去。”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
“既然干了情报工作，这点风险还是应该有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情报人员做钻到大营里去拍照这样的危险事情，但是站着看的本事还是是应该有的吧。”
“既然只是站着看，何必要再派人去呢。广州站在很多地方都有眼线。我们再派人就是多此一举。”王鼎反对，“广东的情报工作就应该是广州站去做。如果郭站长表示人手不够或者有其他困难，我们可以派人到广州站去协助，但是绝对不能另外派人去，这不但浪费人力资源也有违工作程序。”
王鼎继续说：“情报工作关键还是在分析上。我们与其只是提供一堆零碎的细节资料，不如把精力放在对现有资料的分析整理上。提交一份翔实可靠的报告上去。”
江山想王鼎这家伙自从当了分析处的处长，一天到晚高唱“分析万能”，明显有自抬身价的意思在内。
但是他的话不大好辩驳，这时候李炎也来附和他的观点了。
“没错，我也建议把力量放在对现有资料的整理、判断和分析上。至于缺少什么资料，直接电告广州站让他们搜集就是――这可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这就要看广州站还能存活多久了。郭逸他们的出境不佳。”江山想起了最近广州站连着发来的好几封电报，包括各方面都把贪婪之手伸向广州站。现在的虽然局势不明，但是战火一起，广州站的各家产业能否幸存有很大的未知数。
“司凯德那里已经在讨论广州－雷州站的处境问题了，”李炎说，“虽然严格算起来这是殖民贸易部的事情，但是我们情报局对此也有义务保护驻外站。”
“我的意见非常简单，保人不保财。”江山说，“只要把人安全的接出来就可以。钱财是身外之物，没了就没了。反正以后能够百倍索回的。”
李炎说：“如果可能还是应该尽量保存财产的。我认为适当的搞‘曲线救国’的权宜做法，比如投献给当地权绅不是不可以考虑。这样起码能够使得产业能够可持续的经营下去，反正以后要收回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至于人员安全的范围应该广一些。”江山认为广州站里刚刚完成大规模的换血和审查工作，许多人员是从临高调派去得工作人员，损失掉是很可惜的。至于当地雇用的工匠、仆役乃是管理人员也应该尽量保护他们――即使不能一起撤回临高，也要使用手段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样会大大提高土著人员对我们的信赖。知道危难的时候我们不会一走了之。”
“还有雷州站。雷州那块地处偏僻，广州的这股邪风一时半会吹不到他们那里，不过也不可不防。”
“要我说，广州可以撤，雷州绝不可撤。”王鼎很坚决的敲了下桌子，“雷州一撤，糖业公司这一摊就完蛋了。”
广州是单纯的流通商业领域，除了蒸馏白酒的工场有点现代技术――使用了二十世纪水平的蒸馏冷却器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工业，紫珍斋稍有一点制造业也是纯粹的手工。毁坏之后只要穿越集团还能继续供应“澳洲货”，就很容易再重建起来。更何况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规避破坏。雷州站就不同了。它是个制造－流通的双重设施，现代化的制糖厂落到毫无经验的土著手里，运行不了多久就会彻底毁坏，而且雷州站在当地蔗农身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一旦半途而废，不但自身损失巨大，对甘蔗农的信心破坏更是毁灭性的。
“广州是省会，是官场瞩目的焦点。所以郭逸那边很难幸存，所以我的看法是广撤雷保。”王鼎提建议道，“雷州不要说在大明的时代，就是旧时空也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般人不会把目光盯住那里。有保的可能性。”
而且雷州半岛就在临高的对面，半天就能渡海到徐闻。不管是暗中派遣特侦队出去干湿活，还是明得派遣海兵远征队去讨伐，比起到广州还要航行数天来说是干涉非常便利。
“如果有雷州有人企图对雷州站的产业不利，我们可以要求执委会投入特侦队进行行动，几轮‘湿活’下来就没人敢动雷州的脑筋了。甚至可以采用更极端的方法，完全控制雷州的一府二县的消息和广州之间的信息交流。”
“我们起草一个备忘录给执委会，再抄送一份给司凯德好了。”李炎说，“至于军事情报，还是立足于本地――把现有的资料先用起来。”
王鼎也说：“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不但要建功，还要脚步站得稳才行。”
与会众人一齐点头。
“好，我明白了。就照你的思路办。”江山让步了，他有点听出王鼎的言下之意了。
对外情报局随后向广州站发出了情报搜集的指示，要求广州站在着重搜集广东明军的调动、兵力状况和将领的人事资料。尤其是军队的调动情况。无论战争部长准备出境御敌还是防守反击，掌握明军的动向总是最重要的。
军事情报方面对外情报局又花了几天时间的搜集查阅各种资料，终于搞出了一份情报。
这份情报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从史籍上抄来得，再根据这些年广州、雷州两站搜集的零星资料分析汇总而来。
“尽管我们对广东明军的动员能力缺少足够的资料，但是通过1624年俞咨皋到澎湖驱逐荷兰人的兵力大致能够推断得出明军能动员多少军力来进攻临高。”
俞咨皋在1624年八月出兵澎湖的时候，出动一万多人，舰船三百余艘。他面对的荷兰人不过大小船只十四艘，在澎湖的堡垒驻守的东印度公司的陆军兵力只有八百人。
从双方的兵力对就能看得出明军完全清楚自身和欧洲人之间的军事差距，所以采用了以数量抵消质量的方式，靠着以十当一黑云压城的办法来逼退荷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