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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例在总费用里大概占多大呢？”艾志新赶紧问道。
“我看设比例不合适，可能会造成分摊过大或者过小。按照他们的收入吧。愿意参加的，收取相当于归化民职工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刘翔说，“花一个月的工资办个婚礼，不算过分吧？”
“我觉得少了。”艾志新说，“至少也得三个月吧。他们可都是老归化民，没老婆，能有多少花销？至少都有两三年的积蓄……”
“别说两三年，我看有些人都有三四十年的积蓄了呢。”王君打趣道。
会议室里顿时暴发出一阵笑声，连张允幂都忍俊不止。
刘翔原本竭力想保持严肃，这会也不得不笑着摆了摆手：“好了好了，别开玩笑了。继续说正事。”
林佰光笑道：“我看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了。正因为他们是光棍汉，没家累，平日里花钱大概也是大手大脚的，积蓄有一点也不会多。收得太多人不乐意。万一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的，就从他们工资里每月扣除就是了——额度小，不影响生活。”
“就这么办吧。”刘翔见艾志新还想发言，直接一个大招把他给憋了回去。
杜易斌赶紧道：“缺口的部分，我看用不着动用财政的资金。我有个建议，那就是叫广州城的各个大户捐献点钱。然后在婚礼打出这些商户的名号表示感谢——也可以把筹办婚礼用得物品的购货合同给他们。对于那些商人和大户而言，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投名状了。那些粮商还有高举等人肯定会捐钱捐物的，保不齐他们也会让自己的家族子弟加入进来呢，这样也能根据捐钱的人数和数额看看那些大户们的屁股坐在哪呢，对以后的工作有个参考。”
“拉赞助做广告的思路。不错不错。”张允幂说，“这点钱对他们还不是九牛一毛。何况还有广告回报呢。”
刘翔还没说话，林佰光便摇头了：“虽说我们只要把这个意思透出去，广州城里的大户们愿意出钱的肯定不少，而且一个比一个慷慨，但是实话说这么做并不妥当。一来容易让广州的市民和大户们产生某种错觉，觉得赞助了就和我们有了什么特殊关系；二来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捐款这种事，偶尔做是慈善，经常做就是收税。我们自己能控制好这个度，以后的广州市政府呢？毕竟这一声令下，全城掏钱捐的来钱手段多容易——好事最后也得被办成坏事。”
林佰光从90年代就在县城里的机关混事，对基层政权施政的种种弊端看得太多了。频繁且强制的捐款实际上消耗的都是政权的公信力和百姓的善心，次数频繁之后不但给群众很大的负担，社会效果也不好——明明办得是好事，却被群众看作是“盘剥”“甩负担”。
“我也觉得不妥。”一直没有发言的王企益也表示反对，“这种非常规的敛财手段要少用。当初办亚运的时候我还是小学生，当时学校统一要求每个学生至少捐五角钱。还在各班、全校、乃至全县各校里搞捐款排名，弄得各班各校攀比。看起来声势浩大，‘全民积极参与办亚运’，热闹的很。可是有的学生家庭困难的，5角1元对他们真不是小数目——你说学生家长和学生对这种捐款怎么看？难道是兴奋加自豪吗？后来北京申奥就不再接受群众捐款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对方主动捐钱我们也拒之门外？”杜易斌急道。他们昨天的讨论中就把“捐款”作为经费的主要来源。
“对，这个钱我们不能要。”刘翔说，“特别是咱们现在的新生活运动正在往深度发展，和大户们的关系颇为微妙，这个时候尤其要注意分寸，以免给外界某些错误的信号和……未来的口实。”
杜易斌、王君等人都是一脸失望。
张易坤赶紧道：“捐款自然是不行的。不过我们可以拉赞助打广告，这个应该没问题——纯商业行为。比如婚礼上用得茶食，举办婚宴用得食材——广州城里有我们重点扶持的一些企业，让他们来赞助比较合适。”
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就是基本是广州光复之后发家的，都有一些元老院的背景和投资，关键是他们和广州城里的旧大户、缙绅大多没有瓜葛，历史清白。叫他们出赞助放广告，即是知名度宣传，又体现了元老院对这些新工商业者的扶持态度。
张易坤的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
“要是他们不愿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