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捧着太子增批的《礼记》，精神恍惚走到外边，抬头一看感觉太阳过于刺眼。
孟昭见状笑了笑：“先生何必如此，太子增批的只是《内则》，又没有强行增批《大传》。一点小事，无伤大雅。”
胡安国缓了一口气，点头说：“确实。”
两人又聊几句，各自回去办公。
《礼记》是对先秦礼法的总结，进而引导确立后世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
其中，《王制》讲的是治国理念、学校教育、丧葬养老等等。
《大传》讲的是宗法制度，这玩意儿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可说能够推动中华文明发展。
《内则》讲家庭内部的礼仪规则，同时还包含饮食制度。但它讲得太细了，具体到个人行为准则，近现代批判的吃人礼教，很多都可以在这篇找到影子。所以朱铭也对其颇不认可，非要增加批语不可。
朱铭对于婚姻的增批，并非以男性视角搞双标，它有着具体的社会道德背景。
夫妻和睦，父母让离婚，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底层贫苦家庭，因为儿子讨媳妇是要考虑经济成本的。它肯定发生在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而女方的娘家也会有一定社会地位，朱铭的增批给女方娘家提供了火力。
这样保护婚姻，就算公婆日常刁难，也会碍于女方娘家和社会舆论压力，不敢做得太过明目张胆。真被刁难得过不下去了，女方也可以提出和离，而不是遭到公婆命令休妻。
和离与休妻，还是有区别的。
而夫妻不睦，父母却不让离婚。在巨大的家庭压力和道德压力下，丈夫还要坚持离婚并闹到官府的，要么是对妻子不忠、对父母不孝的王八蛋，要么就是夫妻俩确实矛盾重重过不下去。
这种情况，朱铭让判案官员酌情判决离婚，而官员碍于传统道德，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判离的。
两处增批，都是在给弱势方增加砝码，并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
《国朝礼记正义》这本书，胡安国只是担任总编而已，属于翰林院内好几个学派的妥协产物。
胡安国拿回翰林院，让诸派学者慢慢观看。
众人看完太子增批，大部分都沉默了，少数愤怒或欢喜的，也不敢当众表露出来。
唉，还是慢慢编《春秋传》吧，胡安国悄无声息回到办公室。
历史上那本《春秋传》，是胡安国受靖康刺激而编成的。他身为“秦党党魁”，当时搞得里外不是人，在秦桧正式主持议和时，胡安国其实已经辞官隐居了，并在隐居期间把这本书给写出来。
通篇总结就四个字：尊王攘夷！
大一统是尊王，当时兵头子遍地，农民起义频发，胡安国说大家要听皇帝的话。
大复仇是攘夷，反对议和，号召报仇。
而且，胡安国把很多《公羊传》都没注解为复仇的句子，强行理解为是在宣扬复仇。
整体的复仇观点，说白了就是宣扬抗金思想：
第一，臣子对君父有讨贼复仇的义务；
第二，不能跟仇国恢复邦交，更不能议和；
第三，与仇国作战，虽败犹荣；
第四，反对九世复仇，因为这一代不复仇，下一代多半会忘了仇恨，就算没忘也缺少切肤之痛。这一代如果不能复仇，下一代还是算了吧，不要把子孙拖入无休无止的复仇深渊。
现在的胡安国，更侧重于阐述大一统。
赵佶、赵桓曾经是他的君父，但朱铭并未弑君，这两位前朝皇帝还活着呢，所以胡安国用不着给君父复仇。
胡安国甚至主动为朱铭造反找理由，譬如“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批评赵桓、赵佶为“君失其德而故失其国”。
又说大明为新朝正硕，国内割据势力应该放弃抵抗，包括宋徽宗、钟相都该归顺朝廷完成大一统。又言燕云、河套、西域、大理、交趾，皆为华夏故土，必须完成国土统一，同时这也是在对蛮夷展开复仇。
胡安国坐在办公桌前，闭目回忆今日的对话，再联想到皇帝、太子的种种政令。
猛地，胡安国仿佛看到董仲舒站在自己面前。
他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
《春秋》除了宣扬尊王攘夷，搞大一统、大复仇之外，还可以是改革制度之书。
董仲舒当年使用《春秋》时，就阴戳戳赋予其改革意义。后世康有为搞维新变法，便顺着董仲舒的思路，宣称“《春秋》专为改制而作”。
胡安国脸上露出微笑，提笔写道：“《春秋》微言大义。大义者，尊王攘夷也。微言者，改立法制也。”
只要不跟自己的核心理念相悖，胡安国在学术上愿意变成太子的形状。
这厮写完一篇文章，翌日便去求见太子。
朱铭看完顿时展露笑容，点头赞许：“胡先生不愧是当世大儒！”
在胡安国的文章里，朱国祥、朱铭的改制创新，跟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完全不同。
王安石变法，变的是大宋祖宗之法。
朱国祥、朱铭属于新王改制，是合理合法合乎儒家精神的。“通三统”是圣贤之言，新王创立新的法制就是在履行圣人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