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统治者的个体不同，对于『民』这个概念，或者说其理解范围，总是在晃动着，变化着。
就像是在后世所谓生长在红旗下，也会有官吏就很自然的脱口而出『贱民』、『刁民』等词语一样。
在家中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已经有了不止一堆。杀一只蟑螂不难，但想要将蟑螂从家里清除出去，其难度就直线上升了。
斐潜所能做的，也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和这些大汉顶级智囊讲得更透彻一些，然后将防护网做得更牢固一点，然后留下一些能够加固，能够预防，能够修补的方法，至于最终千百年后能做成什么样子，斐潜也不清楚。
『前秦之时，以关中川蜀养军，战之六国，民不得粟酒，王不得新衣……』斐潜缓缓的说道，『如今以函谷而据山东，莫说诸位，便是民亦可酒，新年亦得衣，请问，何也？』
荀攸说道：『盖因亩产所差是也。管子所云，「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齐鲁之地，富庶胜于秦也，尚且如此，何况前秦之时尚无郑国渠之时乎？』
另外一旁的庞统也说道：『秦开郑国渠，灌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以为盛事，加以笔墨。然如今关中一钟之地众也，河东陇右，川蜀汉中皆有数万顷，此便为上下之别是也。』
斐潜缓缓的点头。
其余人也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
华夏上古亩产量多少，因为具体没有文献，所以也不太可能知晓，但是肯定不多。一来是粮食培育体系还没有建立，二来是生产工具还是十分的低下。
上古只有大概的描述，比如《孟子》之中有记：『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礼记当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说明在春秋时期，这个产量的标准大概是得到了比较广泛认可的，按照中等田亩来算，产量差不多是八十到一百一千克。
当然，这是皮重。
华夏古代收成要是去壳的话，还要减掉20%-30%的重量。
孟子所记的标准，是在齐鲁，是在相对来说地势平缓，灌既方便的地方，而当时的秦国，是西戎，是游牧居多，没有郑国渠，然后还是青铜器主要用来作为兵刃，农夫大多只能用木棍木铲等等……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农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主要体现为铁器牛耕和灌既农业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时期，各国都兴建了许多重大的灌既工程，如吴国开凿的邗沟、魏国魏惠王开凿的鸿沟、魏国西门豹主持修建的漳水十二渠、秦国蜀郡都江堰、秦国关中的郑国渠、秦朝岭南的灵渠、楚国的芍陂工程等等。铁器牛耕和灌既农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直接表现为粮食平均产量的提高。
到了汉代初期，就基本上是一亩一石，甚至一石半了。
斐潜问道：『既如此，地何以增产？』
『哈哈，此乃种，肥，灌，耕四事可增之，培，除，收，拾四者可减损也。』枣祗对于这个当然是熟悉得不得了，噼里啪啦一顿说。
斐潜又是点头，然后问道：『如是，春秋战国之时，各国兴修水利，发展农桑，为民乎？为战乎？大汉四百年，水利，农桑之术，君何重之？又或君何轻之？』
众人思索起来。
这个问题的答桉么，不是没有，而是不好回答。
毕竟之前口号都是震天响。
『故，国不可忘战。战于天地，战于内外，皆是也。』斐潜缓缓的说道，『知其有战，方重农桑水利，明其利害，方可合力向前。』
『周田井田之公，殆于春秋战国之私。前秦之所法，可胜六国之军，却败于六国之民。故胜军者易，逆民者罔也。』斐潜看着众人，『故而何为时过境迁，何为与时俱进，便是此理。上古之民刀耕火种，如今牛耕铁犁，何可同之？上古民之困也，田无所余，吏当无为，以免其乱，今民可得余，得其温饱，便思荣辱，此乃大势所趋，不可挡也。上古刀耕之时，衣不得衣之，食不得食之，如今天下之民，当无人愿是如此罢？』
『科举亦是民之所欲也，逆之则殆，顺之则生。』斐潜总结道，『有汉以来，若耕者有其田，国泰民安，四海升平，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莫不如此。如今关中胜山东，非关中之民有三头六臂之能，只因关中民争于先，而山东之处，唯有世家豪族之子争先罢了……』
斐潜很难给大汉的这些人普及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清晰理论，毕竟斐潜当年在接受教育的时候也是费了半天劲才勉强明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力反作用力等等的相关问题，那么又怎么能指望大汉这些根本就没有相关概念的人，能够讲两三个词，就可以恍然大悟，触类旁通？
因此斐潜只能从最为基础的，也就是这些人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来讲，来延伸到科举制度上，并且科举制度也确实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诞生出来的……
科举，是大量寒门子弟的政治述求。
寒门，不是真的穷，而是小地主。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时期，而一个制度的产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基础，在隋唐时期地主经济发展迅速，从战乱到安定的过程当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地主的基本生活及得到了满足，便开始对政治有所向往。
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上层政治集团随意剥夺，必然会产生出其政治代表，并且要求给与政治上的利益倾斜……
这一点，即便是在后世也经常看到。
嗯，这里指的是米国。
斐潜所表达的意思并不复杂，就是时代在发展，谁都不愿意再回到上古过苦日子。
官吏也是一样。
谁当上官了之后，还依旧认为自己是『民』的，还愿意退回去做一个『民』的？除了那几位伟人和少部分信仰值高的官吏之外，相信大部分的官吏打死都不愿意。
斐潜也不例外。
还有庞统，荀攸，司马懿等等，都是如此。
有时候进一步得生，退一步就死。
熊大已经用他的肉体说明了一切。
华夏人是善于总结的。
大汉只有三只脚，清流，外戚，宦官，然后某一只脚不成了，大汉就歪了，倒下来了。
隋唐统治者便看到了前车之鉴，觉得要搞好多只的脚才安稳，于是，正好数量众多的小地主阶级开始开始向往政治权利，开始追求更加细致的，更加安稳的生活，上下合力之下，科举考试制度便应运而生。
那些原本的垄断者，就被吊路灯上了。
因为科举制的产生破除了之前的门户看法，使得一些人即使出身贫穷，也依旧可以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获得政治地位，不再是贵族子弟一手遮天的局面。
这个制度的面试使得寒门子弟看到了未来，心中有了希望，就不会走向绝望。同时，通过考试而产生的官吏，也多少具备一定的才能，即使出身低微，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翻身，不公平的现象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民间积攒的怨恨也就随之减少，从而为社会的整体安定带来一定好处。
在统治者眼中，想要使得社会安定，人民没有暴动，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想出一个能够使得人人信服的方式，科举制度便是如此。
斐潜想要阻止魏晋的危机再一次在华夏大地上重演，并不是杀掉司马懿，而是要建立起一个新颖的人才选举方式，也就是科举。
科举的导向力量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儒家也借着科举，长盛不衰。
斐潜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科举开始之前，除了统一思想，并且让这些人代替自己将这种思想传播出去之外，还需要在科举最开始的时候，掺杂进去农业，工业，以及相关产业的考试方法，制定相关的制度，以免科举单腿蹦跶走歪路。
『三月，公达负责右扶风，子敬负责陇西陇右之郡县科举，』斐潜分派任务，『仲达，河东上郡北地，子瑜去汉中。至于上党太原，依旧是梁道负责，川蜀让元直安排……』
『诸位，』斐潜面容严肃，『此去监察科举之制，固当重之，然集各地郡乡老大姓，令其知晓科举之妙，顺应天地之理，亦为诸位之重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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