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那个条件。
一封书信要走一年，等相互串谋的信息传达到了另外一方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对于大汉当下的这些士族子弟来说，决定其个人行为的因素之中，党派利益不是最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
『北域之地，多畜牧、渔猎、采摘，常以物易物，地广人稀，部落之间各自为政，多有联盟而少统属，』庞统又是说道，『而山东之地，繁华鼎盛，自光武而兴，近二百年也……故而主公以物市于北域，却以钱币于山东……』
这就产生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山东之人，知其害者，当不仅止于曹孟德，荀文若，然何为之？』枣祗叹息着说道，『上者奔走疾呼，下者安逸嬉笑……可悲者如是，可叹者亦如是！』
籍贯和出身不决定一个人的党派关系，也同样不能成为其行为的唯一标准。
即便是在加入派系的时候，有磕头的，也有宣誓的，但是这种行为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形式，并不能代表其今后的言行举止就能整齐如一。每当此时，宣誓的效用只有在清查和缉拿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而在其他时间内么……
毕竟清查缉拿只是短暂的，而享乐和快活才是永久的。
比如在历史上，作为和曹氏政权捆绑最深的『颍川士族集团』，荀或因曹操称公忧愤而死，旋即荀攸二话不说就当任了尚书令，然后陈群撅着屁股带头劝进。这那有一点组织的形态？甚至连团伙都有些谈不上。毕竟团伙二代目上台还要表示一下对于一代目的追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才能坐得稳。
在利益面前，即便是士族首领意志如何，也并不影响其下的子弟选择。
也宛如大汉当下朝廷的映照。
天子刘协如何想的，如何做的，其实都不重要。
但是反过来，士族子弟，也在客观上对大汉的政治施加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力。
保皇的是士族，劝进的也是士族。
围绕在各地诸侯身边的是士族，隐居或是奔逃四方的也是士族。
士族的动态，成为了当下大汉的动态。
因为在汉代，以及在其后的封建王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普通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依旧是一个民间一般家庭所无法承担的重任。粮食产量不高，吃不饱穿不暖，全民开智就是个屁话。
因此就像是枣祗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的士族子弟依旧是在凭借着本能在做事情，不是颍川的士族子弟就一定反动，也不是关中的士族子弟就有多进步。
进步的只有斐潜，以及跟在斐潜周边，受到了斐潜影响的这一部分人，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关中的士族就比山东都进步了，关中就一定能胜过山东？
『主公之意，在于天下。』庞统点头道，『天下之所纳，并非是一地一城。便如此羌煮，羌人食之，汉人觉其妙，亦可食之，岂有因羌人之俗，便是拒之如盗泉乎？』
虽然说怂宋的时候有个人高呼着『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似乎很是有志气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自己却贪钱，然后也正是有这么一个弱点被人抓住，最终牵扯到了叛乱之中。
枣祗微微偏头，帮斐蓁又是取了一些肉食，说道：『盗泉之事，与梨羹不糁，互为表里。孔子未必礼至于此，乃攀附而论之，盖因众人皆如是。知不食死，则享豚不问肉何来，知不得死，则得清水亦倾覆之。山东之人，关中之辈，莫不如是。』
『经济之法……』庞统解释道，『这词是主公所创，颇为精准……这么来说罢，一旦天下动荡，便如山崩地裂，摇晃不安，然此时是在高台之上之人更为惶恐，还是居于平地之人更加害怕？高台之上，上不得青天，下则落九泉。平地之上，则攀木石，或可存活。而如今曹孟德久居高台之上矣，稍有动荡，自是不安，而高台之下山东士族却未必惶恐……至于百姓，多茫然不知所震何处所来，若乱生，则或奔东，或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