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对抗,背后是阶级的对抗。思想活跃的时候,也就是各个阶级希望社会对自己有利的时候,通常都是乱世。
而思想禁锢的时候,通常是一个阶级占据了优势,比如中世纪,宗教思想占据主流,教权坚不可摧。在这个时代西方也有人通过对圣经的统一,在西方进行书同文的改革,被称为‘卡洛琳文艺复兴’,规定了《圣经》只能有字体优美的卡洛琳小写字体为唯一标准。
可惜因为只有文化上的统一,没有制度上的统一,在查理曼大帝死后,几个儿子就把国家分了。
之后就是地中海城邦的文艺复兴了,通过做十字军东征中间商而崛起的城邦商人,利用艺术品做资本容器,拿出古希腊思想对抗教权。不过最后城邦联盟也和古希腊一样进入了僭主时代。
最后地中海城邦夹在奥斯曼和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之间,泯然于众,文艺复兴惨淡收场。
接着就到了新教改革的时代,各国纷纷翻译本国文字的圣经,抛弃拉丁文字的圣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各国也进入了疯狂的时代,各种矛盾爆发就和吃饭一样常见。
对抗的越激烈,思想就越是丰富,当然死的人也就越多。
可以看出思想单一的时候,往往就是一方占据优势的时候。不是说思想单一,其他思想就没有了,而是多个思想都存在,但以一个思想为主。
思想精彩纷呈的时候,通常就是乱世。
因为思想通常是阶级思想,而不是个人思想,个人为阶级说话才能得到支持。只为自己说话,那大家就不会支持。
总之每个地方都会面对阶级矛盾,就要面对内耗。而如何缓和调节阶级矛盾?那就是推出一个国王,一个僭主。
为什么战国的时候法家会脱颖而出?因为法家解决了儒家和墨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君主、贵族、国人团结了起来。法家让君主压制贵族和国人,提出富国强兵的方法,三个阶级一起去埋头扩张,成功了对大家都有好处。
而儒家和墨家只能对贵族和国人有利,就很难团结对方。那就只能继续对抗了,但对抗也算时间。一旦其他国家进行变法,那么内耗的国家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商鞅不被人喜欢,出门要带着士兵保护,死得也很惨。但商鞅的变法却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第一次提出了军功爵,让扩张的红利覆盖了君主、贵族、国人、野人。在制度上确保了君主可以持续地选拔人才,长期地压制贵族和国人。
贵族和国人自然是恨死商鞅了。
毕竟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什么才是上士?掌控了话语权的才是上士,没有话语权的中士就只能跟随,根本没有安全感。
法家帮助君主占据了优势,但君主必须完成富国强兵的目标才行,而富国强兵自然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法家不是无缘无故地压制的,而是提出了一个对大家都有利的目标,并且通过扩张来实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目标。
儒家和墨家做不到,儒家的大同世界和墨家的兼爱非攻,都很好听,但无法落实。在法家之前,儒家和墨家都有机会实践,可惜他们只能为自己的阶级谋利。最终法家才脱颖而出。
古希腊其实也是如此,平原、海滨、山地三个地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转变为按照每年粮食收入不同的几个阶级继续争吵。最后还是推选出了僭主,让更多人加入公民议会,才进入了辉煌的时代。
还有罗马的元老院制度,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独裁者快速解决问题,然后有了终身独裁者,最后又出现了罗马皇帝。
总之阶级矛盾演化的结果就是一个君主,通过君主缓解矛盾,寻找扩张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