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矛盾县里面让乡里去解决，苏达手中却没有权力去节制这些矿场。
矿场能够提供就业和税收，乃是县里扶持的对象。而且矿主一般都是原本的士绅。他们无法兼并土地，将资金都投入到工商业上，成为了当地的工商业名流，纳税大户。
一些人还是当地的复兴会会员，甚至是理事。家中也多有人在官府为官，势力盘根错节，不好得罪。
上面将事情压给苏达的这个乡长，他也很难做。
见到自家的儿子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连过年这几天都是这样，苏文灿找了个机会找儿子到自家花园中的凉亭谈心。
“达儿，可是有什么烦心之事？”
苏文灿是一个好父亲，他在孩子面前总是一副和气的样子，很少会摆谱。
“父亲，你说权力为什么总是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
苏达知道董良将土地收归官府所有，让百姓承包耕种，就是为了杜绝士绅兼并土地，从而限制他们的权势。
但是苏达在乡里观察，发现那些士绅即使没有兼并土地，依然能够掌握比普通百姓大得多的权柄。
鹅湖乡湖东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原本是一个普通农民，但是他的三年任期满了，这次大队内部选举，新的生产队长，就又变成了原本村中地主李氏的一个嫡系子弟。
因为这李氏本就是村中大族，这两年改善了与村中百姓之间的关系，选举之时还保证出一半的钱来修缮村中到乡里的土路。
这样李家再次掌握了湖东村的权柄。
苏达的观察非常深入，他觉得这是在倒行逆施。
但这是村中百姓自己的选择，按照华族现在的律法，乡里也无法干涉。
苏文灿知道儿子定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他是一个商人，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什么样的事情没有遇到过呢。
“达儿，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总是有区别的，这世上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庸人，而掌权之人总要有一定能力，这权力自然也就向这一小部分人手中集中。”
他想了一下还是从自身来打个比方。
“就像是我们做生意一般，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成功的商人会越做越大，最后钱还是流入了少数人的手中。但是为父觉得这才是正常的，要是大家无论怎么样都是赚差不多的钱，那么谁又愿意去努力经商呢，成功的商人，难道不需要付出了辛劳吗？除了辛劳，还要承担风险。”
苏达点了点头，父亲的说法和元首所阐述的理念差不多，那就是权力和金钱都不能过分地集中，同时也不能强制平均。
平均则大家都没有动力去将事情做好，集中则会出现权力被操控的情况。
无论是权力被过分集中，还是金钱被过分集中，最后的结果都是权力被一部分操控。
这样的结果，就是断了其他人上进的道路，其他人无法上进，要么反抗，要么躺平，而这一部分操纵权力的人也最终会走向堕落。
这种理论更像是一种自然法则。
不过苏达随即想到，既然集中的趋势是不可逆的，那么过度集中的情况最后依然会出现。
这似乎又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
他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又说了乡里发生的情况。
鹅湖乡的权力架构在向原本的方向倒退，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那么华族的权力架构会不会倒退？
苏达记得大胡子说过，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任何倒退都是倒行逆施。另外经济基础越加发展，上层的政治模式也会随之发展。
华族现在的经济相比于满清绝对是发展了，没有了遍布各地的厘卡，没有了官府的盘剥，商品流通前所未有地通畅。
就比如他们鹅湖乡出产的纸张和矿产就可以行销到全国各地。
当地的大户李家原本依靠土地收租，每年获得的收入不过千两百以内，而现在他们家有两座造纸厂，三座矿山，每年所得达到原本的五倍还多。
这还是苏达根据他家缴税的数额逆推出来的。
而苏达知道，他们这样的大商户通常都有一些手段去避税的。
“父亲，我们华族比以前的历朝历代都要好，对百姓好，对民族也好，因此孩儿不希望这个新朝会出现大的隐患，这是元首带领无数人打下来的华族，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华族。孩儿离开元首的身边，到地方上去，就是为了做元首的眼睛，去观察那些他看不到的地方。”
苏达说的没错，董良确实无法看到这些细节，他所看到的都是下面汇总上报上来的信息，都是一些冰冷的数据。从数据上，他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粮食产量增加了多少，哪个地方新建了多少工厂，工厂的产量和销路是多少。
底下的人不会告诉他，造纸厂和矿场的水会污染下游村庄的灌溉水渠，这些矛盾暂时还不是很大，全都给地方官府给遮掩住了。
华族官场的传统就是这样，报喜不报忧。
如果要报忧，那也是到了完全遮掩不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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