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八年，东方世界出现了一场近五十年来罕见的“丰收的麻烦”。
明朝中期以后，一方面由于人口急剧膨胀，一方面由于天灾频繁，饥饿、贫寒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大明，直到开海以后，大量的剩余人口涌向海外，舒缓了大陆本土的人口压力，而且上百万移民在雨水充足、土地肥沃的大员、吕宋、婆罗以及东南半岛开垦出了上千万亩良田，难以计数的多余粮食顺着洋流返卖到大陆，昔日谚语云：“苏湖熟，天下足”，如今已改成“南洋熟，天下足”。
徐阶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对恰好来北京探访的儿子徐璠叹息道：“自今往后，李哲的地位便会更加坚牢不拔了。”
徐璠问：“为什么这么说？”
徐阶没有怪儿子目光短浅，因为能像他自己一般见微知著，一下子把问题看得这么深入的人并不多：“如今南洋粮食涌至，虽然于大明有补，但久而久之，天下必会对之产生依赖，既生依赖，则必重视，既然重视，则必屯聚之以重兵，经略之以重臣，重兵重臣日往南洋，则假以年月，南洋必成第二个江东。”
徐璠虽不从政，但也是商界的精英，听到这里已经明白过来：“南洋乃是李哲根基所在，南洋日见重，则李哲根基便日见稳，所以父亲大人便断言他的地位将会坚牢不拔。”
徐阶微微点头，徐璠又问：“若是这样，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势呢？”他已经动了心思，有意要进一步去讨好李彦直了。
不料徐阶却道：“不着急。我和李哲的关系，只要我不是铁了心要置他于死地，他便会以师礼相敬。你和他又有兄弟之份，所以不必故意去亲近他，相反，还是保持一点距离的好。”
徐璠一点就透，道：“孩儿省得了。”
从李彦直开发大员开始，大陆与海外之间的粮食贸易便已一日频繁似一日，并从早期的走私发展为公开的、大规模的粮食海运。运河被废以后，海运的发展速度更是一日千里。
因应这种大规模的粮食海运，从十几年前开始，大员和闽南粤东的船厂就已逐步在改善福船，并从中发展出一种专门针对运粮的“大粮船”来。大粮船的特点是用人少，容量大，平稳安全，而且船舱有种种防潮设置，但同时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转向笨拙，而且航速也不够快，完全无法用于战斗，是一种必须在安全航线中才能使用的船只。
靠着数以千计的大粮船，南洋的大米顺着季风，从吕宋直接运到泉州、上海、天津，再从这三个港口转运各地，提供着足以供数百万生活的粮食。
然而正德八年第一季占城稻熟了以后，粮商们却烦恼了起来。以往南洋还被中国势力、欧洲势力、回回势力、本土土著势力切割得七零八落时，出于备战等需要，粮食消耗甚大。如今泛南海地区基本统一，境内兵事消歇，农事大兴，南洋地区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顶点，光靠几十座大大小小港口城市的日常消耗，根本不足以抵消这庞大的产能，所谓谷贱伤农，这次的丰收先伤到的却是粮商。
他们纷纷驱舟北上，都把希望寄托在大明帝国大陆地区的内需上，偏偏这一年大明各地的收成又都不错，因此粮食运来了，却找不到大买家。
这个时候，张居正和陈羽霆一北一南同时建议启用平准机制，以不甚低的价钱收购粮食，以避免大量粮商破产，累及民生。
朝中曾有大臣反对这样做，认为那些粮商，破产就破产去，何必动用朝廷银两来救，但这言论却被次辅高拱吹着胡子顶了回去：“真是鼠目寸光之辈！竟然说出这等话来！今年若是让这些商家大亏，明年还有谁会从南洋运粮北上？这些商家不肯运粮来，那还让我们派船只去南洋诸岛搬运不成？”
要知靠着商人贸易来达成物资流动，比起靠政府征敛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这样的经济原理，高拱张居正却也深知。因为利用地方上的价格差，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以节省官方费用，原是大明固有的手段，百余年来西北诸边的粮饷，靠的就是朱元璋利用商人运粮前往西北的旧制，
高拱把那个大臣骂得低头无语，自此再无人敢说不救市。
这时夏税已经收起来，太仓正有钱，但张居正为防一次性用钱太多，若把太仓掏空了，万一再出什么大事，缓急之际无以应变，便仿市舶司总署的“债押”，发行粮押，凡愿意拿现银者，将粮食卖给政府以后，只得其值九成五，但若愿意领“粮押”者，待秋税过后再来兑现，可以多得半成红利。
那些谨慎的粮商，便宁愿要现银，也有贪图这半成红利的，便领了粮押。自徐阶执政以来，大明朝廷信誉已变得极佳，许多商人都认为朝廷的许诺颇为可靠。
可是由于这次运来的谷物实在太多，官府纳粮只纳了第一轮，就把上海和天津的所有粮仓都填满了，若要通过上海天津转运到其它城市，那么又要多一层内陆运输，于是张居正赶紧下令，要其余船只在交割完买卖之后，便分别开赴辽东复州、山海关、登州、海州、通州、嘉兴、杭州、宁波、温州、泉州、漳州、潮州、广州等沿海港口，就地存粮。
饶是如此，在将这些港城仓库填满以后，后续的大粮船还是源源不断地开来，这时张居正已经发出了三百万两的粮押，徐阶对阻止他说：“不能再买了！今年太仓夏税收入不过五百万两，你一下就用去了一百万两现银，再加上三百万两的粮押，若再进粮，眼下无事，等到秋税时分，那些商人都拿着债押来讨钱时，户部怕承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