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他当时之所以暴跳如雷完全是因为觉得自己受到了连累而已，目的也无非是想得到一定的赔偿。
那徐世军究竟是什么时候改变主意、非要把两个男人的对话内容编造成是针对他的一场谋杀呢？
这么一想，李新年不禁想起了那天去马达县处理车祸后事的时候跟马达县公安局副局长焦友军的谈话内容。
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焦友军告诉他，张福平之所以主动交出了这笔钱是因为警方谎称行车记录仪已经修复，所以张福平万般无奈才交出了那笔钱。
可现在想想，焦友军的话就有点问题了，当然，问题还不仅仅是因为焦友军说的话，而是在于张福平的反应也不正常。
试想，张福平很清楚自己跟同伙在现场说过什么话，他们当时恐怕压根就没有想到行车记录仪这件事，否则也就不可能说话了。
也许，张福平有可能都不知道行车记录仪是什么玩意，除非是警方告诉了他。
可如果他相信警方真的修复了行车记录仪，那就不仅仅是拿出钱的问题了。
而是他应该意识到自己和同伙制造了那场车祸的罪行已经暴露的问题，难道交出那笔钱就万事大吉了？
除非警方明确告诉他行车记录仪只记录到了他拿走车上钱的时候说过的话，先前说过的话都没有被记录到。
但这可能吗？
这么看来，应该是焦友军说的话有问题，当然，他当时也没有说的很详细，但他的意思显然是说张福平主动交出钱完全是因为迫于行车记录仪的压力。
可张福平为什么就不担心警方会听见他跟同伙在现场说的其他内容呢？
想起这件事，李新年不禁又回忆起了那天说的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他记得自己曾经告诉过焦友军，徐世军在出车祸之后并没有马上失去知觉，而是清楚地知道有两个男人去了现场，并且听见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李新年记得当时焦友军急忙问徐世军听到了什么，而他当时出于某种顾虑并没有告诉焦友军徐世军听到的内容。
不过，焦友军把出现在现场的另一个男人想当然地当做了张福平的同伙，并且表示钱拿回来之后，再追究这个细节已经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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