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这句“该弹劾的就该弹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阳大会一锤定音的最终表态。其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整个高党、整个实学派集团的战斗宣言。
以高务实的意志所发动的第一次万历党争，就此爆发。
在他看来，这次党争的核心驱动力，是保证阁权优势在没有实学派首辅压阵的情况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驱动力，则是确保申时行此次无法在内阁中塞进第二位心学派官员。
即便大舅丁忧去职，我也要让你申汝默孤掌难鸣！
还有潘晟。
不管你是见利忘义，还是迫不得已，总而言之，你已经改变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场，明显站到了心学派一边。
这是你先背叛了过去的情谊，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讲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这种事也能轻易原谅，那我实学派这么多人，若是将来一天来一个背叛的，我还怎么“带队伍”？
杀鸡儆猴有时候未必好用，但杀猴儆鸡的效果总不会太差。
一位阁老，够资格当这只猴了。
党争党争，有党则必有争！更何况，这是大明朝的党争，可不是宋朝那种，没有那么温文尔雅，废法而不废人。
有明一朝的党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高务实很清楚，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虽然孔子曾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他，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一样会党争，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
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国力消耗严重。同时，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便在这个时候，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