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日之后，正在督办南京皇宫翻修整葺，以迎接封禅之后将来南京拜谒孝陵的皇帝御驾的沈阁老，终于收到了一封来自新郑的私函。
刚接到信的沈一贯还有些纳闷，心说这信怎么会是从新郑寄来的呢？
新郑来的信，又是给自己的，那毫无疑问只能是出自高家。可是，这次的事高务实就算会受些影响，却也不可能真的就被罢黜放还了吧？西征都还在打着呢，皇上不可能放弃高务实才对，否则那样巨大的财政支出，换个人秉政真的不怕兜不住吗？既然如此，那这信为何是从新郑来的？
想归想，但当沈阁老屏退左右，拆开信看起来之后，脸色就急转直下，很快变得一片铁青起来。
坏了，东窗事发了！沈阁老倒抽一口凉气，此事如果被高务实捅出来，那自己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派刺客刺杀政敌父母，以期政敌因为不得不回乡受制而出缺，这种手段之卑劣、行径之可耻，无论士林也好，官场也罢，肯定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如果这样的事都能被容忍，那就意味着官场的斗争已经毫无底线，劣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儒家可是极其注重“亲亲”的，孔子甚至认可“亲亲相隐”。这里的“亲亲”，简单的说就是“爱自己的亲人”。
《论语·子路》中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西方人同样非常重视家庭伦理，黑格尔就强调家庭伦理的神圣性，将其放在神的规律、而非人的规律层面加以讨论。苏格拉底、孟德斯鸠都曾反对“亲亲相证”。在澳洲就曾有案例，父亲贩毒，女儿知情但拒不交待，警方以包庇罪起诉女儿，法院最终判女儿无罪。法官的理由很简单：法律不能伤害人伦和亲情，否则，其对社会的危害将大于刑事犯罪。
他忽然发了狠，用力将这张已经打湿的罪状撕扯了个稀巴烂，口中发出低沉的嘶吼：“你光压我有什么用！江南世家被你得罪完了你知道吗，是他们要你死，你知道吗！”
就事论事，上面那位偷羊的父亲不过是偷一只羊而已，虽然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但做儿子或者父亲的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还弥补过失，可以批评其错误行为并劝告奉还失主，可以找到失主花钱买下，这样做不是为了包庇犯罪，只是让父亲的失误有所挽回。
这里大意是楚国有个“直道立身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向官府告发了这事。官府抓住了他的父亲，将要处死。他又请求代父受刑。将要行刑的时候，他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我告发，不是很诚实吗？父亲受罚我代刑，不是很孝顺吗？又诚实又孝顺的人都要杀掉，那么国家将还有不受刑罚的人吗?”楚王听说了这番话，就不杀他了。孔子闻知这件事说：‘这个人的所谓诚实太怪了，利用一个父亲却两次为自己捞取名声。’这样的“直躬”诚实不如没有。”
反之，如果提倡“亲亲相证”，就会极大地破坏亲亲之爱和人伦秩序，致使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和隐痛，家庭关系不再融洽，社会和谐无从保障，从而动摇维护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基础。
要注意的是，以上是指刑事案件，牵涉到国家安危的重大案件并不在此例。你看，这就是法制的进步。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明，“亲亲”原则在中国历史中有着不可动摇的社会基础，而把“孔言”与“朱注”当做进士必考的大明朝，这一原就更加不可撼动了。
这由此给后世带来三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社会不公正？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合现代精神？
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呢？儒学认为：父子亲情，血浓于水。子为父隐，是不忍其父受刑，是人的率真的天性；而指证父亲反而是违背了源于天性的血亲之道。对此，朱熹的批注是：“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
《吕氏春秋》里进一步发挥了论语中偷羊的故事，“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爱护、保护亲人，是人伦的基本要求。所以亲亲之爱，乃是基于天道，而“亲亲相隐”则正是对人类亲情的爱护和宽容。从这个角度来讲，“亲亲相隐”是顺应天道的，固能“直在其中”。故孔子称赞“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直。直就是顺理，顺道而行。
越想越怕的沈阁老，终于从面色铁青逐渐变化到面如死灰，哆哆嗦嗦地想端起茶杯饮一口香茗压压惊，但手却完全不听指令，将上好的雨前龙井洒满了桌案，浸湿了那薄薄的认罪状。
事实上不惟儒家，西方社会也普遍认为，法律首先必须符合天然伦理和人性，违背天然人性的法律，不能代表社会正义。美、法、德、日、韩等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容许特定近亲不举证、不作证的法律。
父子相隐，正是想运用亲情结合道德的理性启发人本身的良知，从而改正错误。若一味讲执法如山，导致亲情伦常冷漠，必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
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提到，欧美法律规定亲属之间不能够相互为证。这并不是怕他们串通，而是不希望父子之间的亲情受到摧残。因为父子之间伦常亲情崩溃，法制再严明也没有意义。若果法制有违天然人性伦理，就不能保障人的权利，也就不能保障社会公正。
这里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就在其中了。”
事实上在中国，“亲亲相隐”在汉代就正式入律，唐宋元明清沿用并有更加细致明确的规定。如有告发父祖罪行的，则会被列入十恶不赦之例，即便大赦天下时也不能得到赦免。
父子互隐，是偷羊这样的小事，这里就要讲基本伦理；儿子谋反是叛国行为，这时候亲情就要让位于大义。
还有很多人甚至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孔子的“父子互隐”属于典型的“徇情枉法”，甚至有些学者还将其归为造成社会不公、腐败滋生的思想源头。而叶公所说的，才是“直道”，是维护社会公义而无论亲疏远近。
在这种情况下，沈一贯牵涉到刺杀高务实父母，本质上是一种直接触犯儒家核心述求的“悖逆”之举。因此，作为被害者的高务实，可以用“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理由来发动反击，这一反击无论如何过分，都不会被社会舆论认为过分，而是会被认为合情合理，毫无争议。
高务实为什么要把嫌犯的认罪状送给沈一贯？其实就是告诉后者：你不要认为你背后有整个江南财阀，从而可以拉上整个心学覆盖地区的广大士林为你背书而有恃无恐。我现在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就凭这一纸薄薄的罪状，我就能让全天下人闭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为你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