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嘉靖对于铸钱还是十分重视的，并颁下圣谕，要求“户部仍会同工部查累朝未铸铜钱俱为补铸与嘉靖通宝兼用，如民间敢有阻抑不行使制钱者，缉捕重治”
说白了，嘉靖就是想恢复银-钱二元货币体制，用铜钱取代已经无法流通的宝钞，但是大明的实际情况根本不允许嘉靖这么做。
按照之前严嵩和户部测算的数据，铸钱一万文，约需用银3.45两。算下来一两白银可以铸造铜钱2900文，而现在的银钱比价是多少呢？
若是新的嘉靖制钱，一两白银可折钱1400文，若是旧钱，一两白银折钱2100文，朝廷的官价是多少呢？一两折钱七百文，看起来还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实际上铜料价格上涨造成银钱的官方比价升高，市场银钱比价应该随之下降。但是此时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为了纾缓财政危机，国家广开铸局，肆意鼓铸大钱，钱式混乱。制钱滥恶，贱已极矣！
这种情形之下，银价自是愈来愈高。以致于出现银一两可兑铜钱2400文、3000文这样的悬殊价格。据当时人记载，当时朝廷对银钱兑价有严格规定，银钱比价不得超过1∶1000。甚至派出厂卫负责缉查，一旦发现违规兑换者即严惩不贷。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维持住国家所规定的银钱比价。
因此就在当时人的记载中就看到了银钱兑换市场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景，桌面上按一比一千兑换，余下的1400文则于桌下私授或少转再取以此掩人耳目。
铜价越贵，朝廷的制钱就越烂，银钱比价就越高，朝廷铸钱就越没有利益，形成恶性循环，国家的钱法当然废弛已极。
说白了，大明的铸钱从来没有过考虑过经济因素，铸钱起初就不是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发行大明宝钞和白银崛起导致货币化的目的相同，完全是出于国家财政需求。
李春芳给朱载坖讲了他在翰林院修史时看到的一段记载，弘治十八年，孝宗君臣论钱法时，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奏答：今国用不充，府县无蓄，边储空乏，行价不偿。正公私困竭之时，铸钱一事最为紧要。
李东阳一语道出铸局铸钱的真正目的所在，就是：今财用不足，惟铸钱一事可助国计！当今为理财之计者惟钱法、门摊二者可讲耳。夫天子所以开利源而不竭者惟钱耳。何也？盖财之所出不过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皆有限极。惟钱之用不穷者，以能权其轻重，而伸缩之数在我制之耳？
说白了，在大明君臣眼中，铜钱也罢，宝钞也好，都是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罢了，由于财政日益困窘，视铸钱为朝廷取利要途之一，以致陷入遍设局炉、大量增铸的唯利是图坑，制钱益见轻劣滥恶。
李春芳不由得感叹道：“奈何朝廷当事诸公，短视至此矣！”
李春芳之前一直在翰林院修史，对各种资料都极为了解，大明的铸钱，实在是一言难尽，而且由于大明钱荒的时间实在是太长，很多地方都已经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