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汪逆，比敌人还更可恨。
这是一九四四年发表，四八年结束，长达百万字的《四世同堂》中，老舍先生所写的对于汪逆兆铭的评价。是中肯的，正确的，一针见血的。
汪兆铭在河内遭刺杀的事扩散，多数人都是叫好的，恨汪逆不死。对于戴雨农来说就不一样了，毕竟刺杀汪兆铭的是他的人，刺杀失败，那是他没干好活。尽管他已经是精锐尽出，天不遂人愿，但他是军统第一责任人，光头火气上来了，可不就是骂他么。
他还没办法去骂下边带头执行任务的陈恭澍，毕竟人家确实尽力了。只能自己生闷气，不断的急电河内，让他们继续找机会动手，务必制裁汪逆。
但他们没机会了，汪兆铭本就有了防备，甘愿当王八，内部防卫力量也不差，怎么会给陈恭澍等人可趁之机。
何况影佐祯昭也已经带人过去了，到了河内没两天，直接乘船离开。陈恭澍等人只能无奈的撤回，其他人各干各的，陈恭澍却是在重庆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还是那句话，做好了不一定有赏，做不好却是一定要罚，戴雨农那心狠手辣的小心眼，没收拾陈恭澍，都已经是看在过往干事得力的基础上了。
这些事当然跟王言没关系，他最近一直忙的就是销售青霉素。这是除了汪兆铭以及前线战事以外，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如同在几十年后，总有些新闻弄出来，说什么什么技术又取得突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所带来的那一瞬间的自豪感，以及屈辱感一样。现在的青霉素，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在饱受摧残的、落后的、穷困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款世界领先的神效抗生素，意义是不同的。尽管很多人不知道到底什么用，但也不妨没来由的一阵自豪，那是源于传承千年的民族力量。
经过了一段时间，青霉素的药效得到证明，对比磺胺的优越性更是突出，各个国家的人如同哈巴狗一样的聚集到了王言这里，同时他们又走外交渠道，去联络红党，甚至是国民党。
毕竟真的说起来，现在的红党的军队还在国军序列中呢。而且现在代表中国的政府，就是重庆。外国援助等等，也统统都是给到了重庆，红党别说喝汤，能沾上两嘀嗒都好不错了。年前时候国民党还会呢，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呢，怎么可能给红党好处，壮大红党。
红党的壮大，还是自己敌后打游击，积少成多攒出来的。说的硬气一点，是从敌人的手里拿过来的。抗战如此，解放战争也是如此。
所以这帮洋鬼子挺搞笑，找国民党有鸡毛用。国民党还好声好气的，跟红党研究青霉素的价格、份额问题呢。
要说最硬气的，那还得是小日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日占区的地盘，按照中国地理三阶梯的说法，那就是他们占据了几乎全部的第三阶梯，是中国主要的平原地带。他们掌控着绝大多数的码头、港口，用岩井英一的话说，那就是路在人家手里，货运不过去，青霉素卖了再多钱也没有用。
不过也不是必须从东部地区过来，在西边运送虽然更费劲，但也不是没有路，日本人并不能完全控制所有的出路，所以这成了红党的筹码。
最后定下的是六成磺胺的价格，但不是无节制的买，只有一部分。中间的差价，就是红党交的过路费，可以查，但是不能扣。如果还想要再买，那就得是市场价了。
至于市场价多少，卖给其他外国人的价格，就是市场价。而这个价格，不出所料，被炒的比从海外运过来的磺胺高上不少，再由这些人运回到欧美，那价格是直冲天际。虽然随着产量的提升，这个价格势必会持续走低，但这前期的快钱，就已经十分庞大，红党可没想着要自行车。
其他的事，当然不需要王言这个大老板亲自出马。但是这一次涉及到的不是洋鬼子，就是日本人，只有他亲自上。再有一点，也是交易的数目太大，各种各样的物资，需要在上海、广州等多个码头卸货，之后还要再捣腾，再加工，再运输，以顾永诚为首的经理人，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周全应对。这也是需要他出马，把前期的底子打好，让公司适应更多、更大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