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一个郭展鹏被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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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交了底后，京都百姓有一日清早起来，乍然间觉得整条街巷变得急促起来，不论是四处跑走的官差侍卫，还是一道又一道的政令随着快马传出京都以外，都预示着将有要事发生。
官窑推行在前，祁佑与知行接下来只要将练成的手艺人分批安排至圣上将推行的地点辅以配合，因而整个家真正忙起来的只有郭展鹏。
光是将祁王安插进商队就让他头疼，圣上下令处罚时爽利，压在郭展鹏身上便是一座不小的山。在京都的那几日，每晚回来同家里人汇报进度，几乎都是叫苦不迭。
幸而祁王被押过来后，圣上派来的侍卫也紧跟着而来，个个气势汹汹提刀立在铺子里，祁王气急败坏想硬闯出去，立刻就被刀柄打.倒在地，侍卫们一句话不说，手里的刀动作却是飞快。
如此三四回，饶是横行霸道惯了的祁王也怕了。
隔日又传来他手里两个亲信落实了大理寺的牢饭，没个十七八年出不来。
当众处置了亲信，这是实打实地撕了他的脸面，又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把皇亲送到平民之地做起商户行径的例子，祁王想到这儿不禁一个瑟缩。
生怕下一步直接扒了他的官爵，叫他做个名副其实的商户。
他当即要上书言悔，求着皇帝将他放出去，却只换来朱笔由上至下重重的一划，圣上连看都没看就扔了回来。
总之度过漫长，恐惧，后怕的沉默期后，直到官窑推行那一日，每日耳旁听着商队对瓷器的千夸万赞，竟也能说出一二句描述的当的言语来。
若说他真正认命与悔悟时候倒不是在每日与商队同吃同住，再也不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觉悟里，也不是走往别国时长途跋涉的旅途中。
而是在几年后看着瓷器远销邻国，实实在在为国库添了一层厚厚的保障。
那时圣上兴修水利，济生万民的抱负实现，曾经祁佑知行在两县里推行的慈安堂遍布各地，随处可见的私塾里传出朗朗书声，简笔勾画的启蒙书册未曾束之书馆官学，在寻常小贩中也可以极低的价钱买下。
不过那也是漫长的年月后，久到他长成三十壮年，浑身皮肤被日头晒得黝黑，再也不会因一碗粗茶淡饭而气得摔碗骂人，久到浑身被娇惯的气质一点一点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