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破国，倭国臣服，大唐东边的土地彻底稳定，这让大唐皇帝李象的一大块心病终于祛除。
于是在倭国国主接受大唐授予的征东大将军称号后，李象继而强行要求新罗国主接受安东大将军称号，以示大唐神威。
同年十二月，李象下令改元“元亨”，意欲大唐开始兴盛、极盛的富贵，大唐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富贵安康。
自从李象登基以来，除了在边疆转变激进的策略，改为镇抚为主，征伐为辅。
还沿用先帝李世民、李承乾的思想，即凡大唐范围内的一切百姓，无论民族、国家，只要对大唐有利，则多加重用。
因此涌现出以突厥人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铁勒人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为代表的番将。
这其中除了体现李象继承至李世民“天可汗”称号的宽大胸襟以外，也有引入番将体系，以分开国武勋在军中影响力的打算。
更是为了对抗愈来愈强盛的世家大族。
纵观朝堂，三省六部世家子弟占据的职位有十之七八，剩余的才是寒门、白氏以及皇帝心腹。
虽然运用了政事堂制度，让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的将忠于自己的大臣纳入核心，不必顺从朝堂的群议。
但世家大族们在朝堂和地方的影响力，以及他们肆意插手储位更迭，官爵亲亲相授，发起政治倾轧的行为，让李象十分不满。
因此李象采用了吏部尚书白侃的建议，鉴于如今的官员大多数还是靠着世袭的特权入仕，为了改善官员出身比例。
白侃提议，继续改善科举制度，即增加科举名额，以及再次放宽应试条件。
准许甚至是以往被视为贱业的商人、工匠、军户参加科举。
如此一来，使得神朔年间的应试生员一举突破到了十万人。
不过与此同时，李象又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即开始官员的考核制度，凡五品以下的地方主政在职官员，每年必定小考，每三年必定大考。
考核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官员的自身廉洁，主政州县的繁荣程度，治下百姓对官员的评价等等。
由吏部主持的考核结果分为三等，将作为官员升迁的标准，优等者可升迁，良等者平调，劣等者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