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之案清洗结束后，李治趁机剪除了李义府在朝中的影响，又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
成功从一位名义皇帝成为实权皇帝，为了掌控权利，他重用小族、寒门出身的官员。
先是擢工部尚书阎立本为尚书右仆射，又擢刑部尚书赵义为左仆射。
为了保证世族官员不兔死狐悲，李治任用了世族中温和的裴炎继任右相之位，却让阎立本出任首席宰相，秉笔政事堂。
却又将政事堂迁移至门下省，由左相白侃在阎立本沐休时，代理秉笔。
其次门下省也是距离李治最近的省衙，出现大事他可以第一时间抵达。
除此之外，李治还拔擢了御史中丞魏元忠补缺御史大夫，重振御史台的职责，开始发挥其监察百官的职能。
又右迁告发李义府的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为礼部侍郎，召回远在杭州的狄仁杰任大理寺少卿，直接从六品升至从四品，连升两级。
不仅跨过了五品这个局部大吏的槛，还直接进入京城要部，成为一部副手。
实现了权利转移，李治适时下令改元“总章”，以体现新气象。
总章元年（文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跨年的最后一天，李治罕见的将左相白侃诏入宫中。
“朕这些天查验政令文书，左思右想，还是认为永寿新政不适时宜，三省六部之名已经深入人心，改为左相右相匡政等，反倒让行文裹杂，不利于朝政。”
“朕决定重新署理官制，左相可有什么建议教朕。”
改官制，是李治的政治手段，白侃当然清楚其中的意义。
当初李治初登基，皇位不稳，急需获得朝臣支持，故而弄出了左相、右相，以拉拢白侃和李义府。
如今李义府被流放，白氏一下子就显得那样碍眼，故而白侃当即就明白了他想做什么。
“陛下，改官制并不是您一人这样想，古往今来帝王者必有臣辅，天下才能安定，而臣子并不是一个，故而有一套合理的官制，使一切有理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