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版）
“乡贤”这个词虽然在后世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但实际上它能存在千百年，自然有其道理。
如果你看过《县乡中国》这本书，又或者研究过“县域治理现代化”这一类的课题，就会知道……
在正式进入互联网2.0时代以前，由于交通的闭塞、信息的欠发达、经济结构的原始、收入来源的单一、文化水平欠佳等各种客观因素，绝大部分农村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坚果岛效应”和“孤岛效应”。
在这种社会小生态环境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要有一个能站出来的领头人，以自己的地位和实力自我授信，来帮助分配村落内部的资源、协调解决内部矛盾、承担对外沟通以及保障村民基础生活水平的责任。
没办法，人都是有惰性的，而且认知水平越不够的人，惰性越严重，而且还会对外界事物和新生事物表现出极强的不安感和排斥感，如果没有这个人站出来发号施令的话，一切的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事实上，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明明许多地方的村民对乡贤们怨声载道，但却至始至终都在乖乖忍受着的核心原因……无他，惰性使然之下的路径依赖而已。
用某人的话来说，就是“基于人性自私和懒惰的天性下，群体自我催眠后，被夸大的精神性损失厌恶”罢了。
只有专门研究这一块的人才知道，作为农村主要的内部管理和对外沟通载体，乡贤的好与坏，其实是受大环境影响的……或者说，他们才是这个社会意识最真实的缩影。
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讲，1994年以前的乡贤们，跟1994年以后的乡贤们，其实不应该被看做是同一类人群。
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
客观的来讲，94年以后的乡贤们绝对是一度让人极为厌恶的存在，连名字都是黑色的，甚至被誉为孔孟之乡的齐鲁，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到千禧年末的这段时间里，也是因为“乡贤村霸”的问题闻名全国……临邑这边的乡贤们敢直接怼着摄像头，一巴掌把电视台的记者拍倒在院子里，锁着不让出去，一般人敢想？
但94年之前的乡贤，却没有那么不堪。
不能说他们中没有自私自利的坏人，也不能说他们没干过仗势欺人的事情，但整体而言，这时候的乡贤们还是把“带领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当成自己的责任的……虽然这中间的确干了不少出格的事情，但从出发点来说，这种“一切为了小集体”的思想，你还真不好说他对还是不对。
所以，这时候的大部分乡贤们，对于本村村民的影响力绝对是一等一的存在，即便没有任何行政名份，说出去的话也绝对不会比本村一把手更轻。
因此，当三叔公等人隐晦地告诉杨默，他们虽然不方便直接指挥村里面的生产队，但如果有正当理由或者“为本村村民谋福利”的事情的话，“说服”这些生产队并不难的时候，杨默了然地点了点头。
能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年代成为乡贤，那自然不会是一根筋的傻瓜……事实上，跟这些面忠性狐的老家伙相比，后世那些膀圆臂粗，只知道对内玩花活的接任者们简直弱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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