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极平凡的一天，《红岩》杂志社的回信到了余切家里。
“哥！你的信！”
余弦兴奋极了，挥舞信封，紧张兮兮的站一旁垫脚看。
打开前，余切是这么想的：
如果给我退稿了，我就换个次一级的杂志社再投，如果再退稿了，换下一个杂志社继续投。
改稿是不可能改稿的！
余切现在和当地报社建立了联系，并不是绝对没平台发稿。何况，他的鸡汤报告文正在发酵。
而且，投稿某种程度上和编辑的个人口味有关，主编对稿子选取的决定性很大，给他退稿了，代表该杂志的审美不欣赏余切文风。
做舔狗是无用的，就像是瞧不上你的相亲对象，赶紧的，找下一个瞧得上的。
但回信出乎余切的预料。
信中写明已录用他的书稿，将刊登在《红岩》杂志的十月刊“小说”栏目，但是，主编希望他能再塑造一下“华弟”这个人物，使之更加警醒世人，具有教育意义。
换句话说，余切的尺度还不够，华弟人生终点的遭遇还不够惨。
不够惨，万一被人学去了，怎么办？
总有人觉得，装逼是一世的，而吃花生米是一时的。
现在的描述尺度在小说上恐怕还不够，文字的表现力毕竟不如影视，也没有慢镜头、长镜头。
传统小说的尺度曾经相当宽泛，譬如管谟业的《檀香刑》，你感觉作者似乎猎奇得离谱，其实管谟业的一系列小说都有此类特点，并不适合青少年阅读。
余切小时候看到管谟业的《丰什么肥什么》一书的时候，大喜过望，当时以为是小黄文，遂打开来看，结果大失所望，却又没完全的失望。
亦或是俞华之后写的《活着》，文字中扑面而来的窒息感和压抑令人难以忘记，远远比同名电影更为残酷，人怎么能惨到这个地步？但余切的小说上，还没有体现出这一点。